《藝伎回憶錄》前天在日本全球首映，章子怡白色裙裝甜蜜可人，楊紫瓊綠色小西服中性大方，現場獨缺集性感和端莊于一身的東方天后鞏俐，但愿在中國首映的那天，能夠看到鞏俐和章子怡同臺亮相，雖然張藝謀前往捧場的可能性不太大，但是兩代“謀女郎”的PK，確實頗有紀念性。
雖然鞏俐和章子怡都出演過《2046》，但那算不上正面交鋒，而中國導演能讓這兩位女星正式合作的人選著實不多，觀眾最期待的人選當然是張藝謀，不過張藝謀和鞏俐十年后的再次合作還未正式公布，所以兩代謀女郎的切磋就只能先交給好萊塢辦了。好萊塢看中的是東方文化的賣點，和幾位女星在亞洲的號召力。
鞏俐和章子怡對好萊塢而言就是最有知名度的中國女星，但是對于中國觀眾，她們倆代表的恐怕就是張藝謀的兩個時代———上世紀80年代的《紅高粱》和2003年的《十面埋伏》，張藝謀的美學高峰和商業(yè)高峰分別有這兩位謀女郎的痕跡。所以至少中國觀眾期待《藝伎回憶錄》是在期待鞏俐和章子怡，兩位女星的對手戲越多越好，尤其是鞏俐因為嫉妒扇了章子怡一個耳光這樣激烈的場面，簡直令人浮想聯翩。
至于所謂“藝伎”代表的東方文化，基本上很難想像西方導演能夠處理得好。
東方導演介入西方取得成功的例子有李安，但他之所以成功是因為達到了恰到好處的平衡。西方導演表達東方文化，則大多是居高臨下的獵奇心理，很少有真正深入其中的。這當然和文化的強弱勢有關，好萊塢要拍的就是西方觀眾想像中的東方，作為普通觀眾在這個前提下，恐怕看個熱鬧也就夠了。
比方說像湯姆·克魯斯拍的《最后的武士》，你能說它表達出了武士道精神？若作此理解的話，黑澤明和三船敏郎在天有靈恐怕都得寢食難安。只能說，在傳統(tǒng)東方文化漸漸消逝的今時今日，通過時髦現代的好萊塢作品促使人們還能有興趣回首其中，就已經是一個貢獻，這大概是對舊時代精神逝去的悲觀主義者內心難得一現的樂觀一面。同樣，樂于見到謀女郎的同臺PK，恐怕也是出于類似的微妙心理。
張藝謀的不同電影時期有著不同謀女郎的鮮明烙印，因此鞏俐和章子怡身上也同樣打著不同程度的張藝謀作品烙印。相比較而言，鞏俐的謀女郎烙印要比章子怡更難以磨滅，這沒準與上世紀80年代純粹的藝術氣候有關。
鞏俐不再與張藝謀合作之后，基本上沒有推出過能夠超越過去的作品，《周漁的火車》、《愛神》這樣的作品似乎都只是在浪費這位數一數二的華人女演員身上的爆發(fā)力。在別的導演的電影里，鞏俐仿佛只能作為一個蒼白的性幻想符號，但在張藝謀的作品里，她曾經是個切實擁有自我的女人。
而在21世紀春風得意的章子怡，則擁有更強的適應能力和拓展能力，從李安到王家衛(wèi)，從日本到好萊塢，章子怡盡她最大的能力走好了演藝生涯的每一步。不過盡管如此，無論是在中國還是歐美，鞏俐身上的氣質及她在媒體和觀眾心目中的地位，仍然是目前的章子怡不可企及的。當然，章子怡就是章子怡，她不必成為鞏俐，觀眾愛看的，也是兩代截然不同的謀女郎。
來源：新京報 文/表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