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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居民消費水平怎樣提高

　　改革稅率制度減輕中低收入者負擔　建立工資制度保障低端勞動者收入

　　眾所周知，擴大內需，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最穩(wěn)定、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提高普通居民的消費水平。要讓人們樂于消費、敢于消費，關鍵的措施就是提高居民的收入，讓老百姓的口袋鼓起來。不久前，國家發(fā)改委主任張平表示，中國將深化收入分配改革，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者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減輕中低收入者稅負

　　今年，關于個人所得稅“起征點”調整問題再次成為社會的關注熱點，工薪納稅人呼吁提高個稅起征點，而大多數(shù)專家們則持反對意見，認為單純上調起征點，中低工薪階層減負并不明顯，高收入階層相對更受益。

　　那么，有沒有一個新的路徑，能通過減輕中低收入者稅負來增加他們的收入呢？

　　經濟學家樊綱認為，個稅調整應該落腳在稅率累進制度上，可以通過改進現(xiàn)行所得稅稅率來減輕中等收入階段的稅負。在高收入那個層面應該繼續(xù)高稅收，低收入繼續(xù)低稅收，而在中等收入的稅收要讓出來，降下來�？梢詫�現(xiàn)在的九級累進所得稅率適當簡化，比如把5000元—40000元的應納稅所得額，調整為統(tǒng)一實行15%的稅率。這個范圍包含了大多數(shù)的中等收入階層，統(tǒng)一實行較低的稅率符合國際慣例，有利于形成橄欖形社會結構。

　　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魏杰前不久提出：“國家應從三個方面來提高居民收入：一是增加減稅幅度。今年，我國對居民收入減稅共2200億元，明年最少要提高到5000億元的水平；二是退稅。義務教育本來是免費，但義務教育正成為不少家庭沉重的經濟負擔，主要原因就是多達萬元的擇校費。教育費用是否可退稅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三是要提高個稅起征點。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涉及國家稅收和居民個人收入，下一步，應該繼續(xù)提高起征點，減少國家財政收入，提高居民收入。同時，個稅起征點的制定應考慮到地域問題�！�

　　提高居民財產性收入

　　居民收入主要是勞動報酬，其次是財產性收入。財產性收入由兩部分構成，動產收入和不動產收入。動產收入是指股票、債券、利潤、利息等，不動產收入就是房子、土地等。

　　中國勞動學會常務理事、中國勞動學會薪酬專業(yè)委員會會長蘇海南指出，提高居民收入，要創(chuàng)造條件讓更多的居民有機會擁有財產性收入，也就是讓那些目前還沒有財產性收入者包括城鎮(zhèn)的低薪人員和農村的農民，也能夠有機會、有條件獲得財產性收入。做到這一點，既能增加居民收入，又能擴大我國中等收入者群體，讓廣大群眾更好地分享經濟發(fā)展社會進步的成果。　

　　魏杰指出，現(xiàn)在居民收入中的財產性收入太低了，所以老百姓的收入增長不了。研究發(fā)現(xiàn)，美國居民收入里有40%多是財產性收入，勞動收入占50%左右。而我國老百姓的收入里面，財產性收入只有1.8%。要提高財產性收入，就要提高動產收入和不動產收入，那就必須發(fā)展資本和房地產這兩個市場。

　　增加農民工資性收入

　　提高農村居民的消費需求，對于拉動全國市場非常重要。目前，在農民的人均純收入中，來自工資性收入的比重已經達到了34%，說明要增加農民收入，必須為農民提供更多的就業(yè)機會和崗位。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副院長許光建提出要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為擴大農民的消費創(chuàng)造必要的條件。農村居民消費需求增長長期緩慢，既有收入水平過低、增長過慢的原因，也有消費條件的制約。由于許多農村缺乏自來水設施和足夠的電力，某些家用電器就無法正常使用，冰箱、洗衣機這些在城鎮(zhèn)生活的必需品，在農村的普及率還很低。

　　另外，要積極改善農村消費預期。人們在安排收入的使用時，都會考慮到今后養(yǎng)老、看病和子女上學等方面的需要，由于農村社會保障覆蓋面還比較窄、藥品價格和醫(yī)療費用不斷上漲以及從小學到大學的相當昂貴的教育支出，嚴重地制約了農村居民的即期消費欲望。

　　建立工資增長機制

　　蘇海南認為，居民收入比重的提高，主要靠勞動報酬的提高。而現(xiàn)在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其原因較復雜，包括分配制度不健全，我國勞動力市場中勞動力供大于求，普通勞動者在市場上處于弱勢地位，資本很容易壓低他們的價格獲得更多的利潤，市場競爭影響等。所以需要制定有關法律、政策來完善分配制度，調節(jié)勞資之間的關系，建立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和支付保障機制，維護勞動者的勞動報酬權益，千方百計提高居民收入。

　　有專家提出，在建立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方面，首先應該建立健全工資集體協(xié)商機制，這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保證職工工資增長的根本途徑。目前，尤其要創(chuàng)造條件推行區(qū)域或行業(yè)工資集體協(xié)商，解決勞動者不敢談、不會談的阻力和壓力。其次，要結合貫徹《勞動合同法》落實關于同工同酬的法律規(guī)定，讓廣大農民工與城市戶口的勞動者在同樣崗位、同樣工作任務和同樣勞動業(yè)績情況下獲得同等勞動報酬；同時，在國有企業(yè)中應該建立普通職工與企業(yè)效益、高層管理崗位工資聯(lián)動增長機制，防止出現(xiàn)差距過大。(劉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