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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4月份的宏觀經(jīng)濟數(shù)據(jù)陸續(xù)披露,消費需求的可持續(xù)性成為經(jīng)濟決策者和學者關注的焦點。改變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將是刺激內需增長的一項重要基礎工作。專家透露,目前由國家發(fā)改委就業(yè)和收入分配司撰寫的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的意見,已提交國務院審議。(《濟南日報》5月7日)
國民收入分配改革的意義不言而喻,尤其是在“內需”吃香的當下。即便沒有這場全球金融風暴,我們的國民收入分配體制改革也到了箭在弦上的時刻。一是從市場經(jīng)濟發(fā)展的宏觀層面看,現(xiàn)代信息技術與新自由主義的政策、金融資本的膨脹及資本全球化的迅猛發(fā)展相結合,使得市場內在風險被放大,典型表現(xiàn)就是金融市場中的投機、欺詐、操縱、掠奪泛濫。當前西方國家為擺脫危機而實行的國有化、政府干預、財政擴張等舉措,進一步印證了宏觀調控的作用不能限于維護秩序的“守夜人”和市場競爭的“裁判人”,還得在生產(chǎn)、分配、消費領域有進一步的應時調整。
二是從我國經(jīng)濟發(fā)展的走向看,去年底,我國經(jīng)濟指數(shù)尤其是增速大幅走低,固然有金融危機的影響,實質原因還在于1998年以后形成的出口導向型增長模式,今日看來也可稱之為“內需不足型”。1987年的日本、1997年的東南亞,已經(jīng)對這種經(jīng)濟模式提出了警告。內需拉動型增長模式啟動不起來,根源就在于分配體制。這既表現(xiàn)在分蛋糕時,國家分得過多;也表現(xiàn)在初次分配中,蛋糕切得不夠公平,過于倚重效率考量。
就此而言,國民收入分配體制改革,決不僅僅在于解決中低收入者消費能力不足、收入預期疲弱等問題。相關改革方案從2006年就已進入議題,奈何涉及利益主體眾多,處處遭遇利益格局調整,很難順遂眾愿,拖延至今。理論上說,收入分配改革涉及財政稅收、社會保障等眾多領域,何為“第一步”,還真無處下手。但就我國情況而言,筆者以為,收入分配改革的關鍵是如實兌現(xiàn)勞動價值。
十七大報告首次提出“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2009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也再次提出“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之所以強調勞動報酬的“比重”,全因為我們的勞動報酬常年“失重”,這不僅表現(xiàn)在看得見的不合理收入差距上、城鄉(xiāng)二元結構之間,更表現(xiàn)在普遍意義上,勞動價值被低估。在今年兩會上,有人大代表拿出一穗大玉米棒子,感嘆竟然還難賣得上一塊錢。深有同感的,應該是勞動力價值沒有得到充分認可的不少一線員工吧。
收入差距上的憤懣,在某種意義上說,不是高的人拿得太高了,而是低的人拿得太低了。尤其是在初次分配中,不僅因勞動力價值偏低而形成歷史性“比較優(yōu)勢”,而且,即便是如此低的價值兌現(xiàn)也時常遭遇變故:一出問題,動輒扣罰工資;一遇困難,馬上想到削減薪水;連最低工資標準,也常被各色歪主意盯著。
收入分配改革任重道遠,平衡與校準相較而言,后者更為重要。如實兌現(xiàn)勞動價值,不妨從借鑒西方國家的薪酬調查制度入手,看看哪些部門、哪些領域的勞動力價格在價值之下徘徊,讓經(jīng)濟增速與勞動價格增幅和諧起來。(三點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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