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尤其容易罹患這種病。強迫癥最普遍的征象可稱為“體面強迫癥”。當本職研究無力安頓心靈和身體的時候，會引發(fā)強迫癥的第二種，“明星強迫癥”。熱衷于本職的學者令人敬佩，但如果過分執(zhí)著于將自己的一生與成就、聲名掛鉤，就可能患上“時空強迫癥”。
人民大學的余虹教授自殺了，網(wǎng)絡世界多有評論，認識他的，不認識他的，都唏噓起來，然而回憶出來的更像是隨著“自殺”這枚炸彈四處飛濺的浮沫。隔膜也就罷了，那唏噓的尾音，不是對死者有什么觀照，反倒是對自己還活著有點訕訕的，猶如昨天滿天的陰霾，人人浸在濕漉漉臟兮兮的世界里，今天又是陽光普照，死者去了，讓生者面對無聊的大白天無端地生出一點兒豪邁，甚至想象起自己就是宵小之輩想“干掉”的革命偉人，無數(shù)論敵詛咒的思想巨匠，我還活著，真是不負蒼生！
我常想，對于那些覺得生命已無意義，又有勇氣行動者，死不可謂不是一個好的歸宿，現(xiàn)代人常患的一種慢性絕癥，反而是一定要活下去，而且一定要活得風風光光的“強迫癥”。
學者尤其容易罹患這種病。強迫癥最普遍的征象可稱為“體面強迫癥”，曾聽一位朋友感嘆，做一個二流的學者比做一個二流的商人可悲很多，后者至少到中年之際能夠為自己打造一個比較安逸的生活環(huán)境，前者卻日漸感到面對生活的無能，心寒之際，學問上的進境又未必值得告慰。所謂文無第一，武無第二，尤其對于文科學者，承認“第二”實在太過殘酷，這意味著你已經(jīng)“入錯行”，難怪現(xiàn)在的文科知識分子地位不高，在書店瀏覽那些泉涌一般出現(xiàn)的垃圾學術出版物，常常感到這個世界真的不需要這么多研究哲學、文學和歷史的。同時也難怪很多學者一過中年，忽然一下子失去了從前簞食瓢飲的達觀，汲汲于出書、職稱和待遇，做一個特立獨行、淵博而清高的研究者也許不可能了，采取一些措施改善生活境遇卻是可能的，放棄不可能的轉而追求可能的，也算人之常情。
當本職研究無力安頓心靈和身體的時候，會引發(fā)強迫癥的第二種，“明星強迫癥”。學術成為職業(yè)，學者變成專家，可施展的領域也就限于專狹的一隅了；頂尖的學者也許只是頂尖的工匠，用一位朋友的話說，是研究了許多誰也沒看過的材料之后獲得的發(fā)言權。如果向往普世的名聲，娛樂明星的知名度，只能馬不停蹄地追隨所有流行話題，發(fā)表沒有心得的感想，生怕被輿論拋棄，從大眾的眼前消失。明星多靠青春、靠姿色，于是學者也有了裝嫩、撒嬌派，面對后起的一代一下子沒了底氣，那陽光外表的下面，滿是強迫癥引起的無限恐懼。
熱衷于本職的學者令人敬佩，但如果過分執(zhí)著于將自己的一生與成就、聲名掛鉤，就可能患上“時空強迫癥”，顧名思義就是常常時空倒錯，隨身帶著一個水晶球，不停地評價總結，不僅像預言家似的窺測自己蓋棺之后的情形，還像股評家似的點評升值股，后學晚生要擠進升值股的行列，少不了對股評大師阿諛不已，學術界毫無血色，一派暮氣沉沉，結果多數(shù)人恐怕還是陷進“入錯行”的怪圈。民國時代遠比現(xiàn)在動蕩，魯迅曾教青年向著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大師所指點的是否真是“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呢？學術和精英文化早已式微，學者的價值就是經(jīng)過歷史沉積后留下的那一小塊化石，何況世事變遷后，連那一小塊都未必留下，對那些已進入學術圈、正對這個領域充滿迷幻想象的人們，這“似乎”意味著什么呢？如果不能認真面對這個境遇，不能坦然接受此身將歸屬的這份未可知，那就不如照魯迅說的，“問什么荊棘塞途的老路，尋什么烏煙瘴氣的鳥導師”！
□鬼今(北京 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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