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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jīng)書面授權(quán))

　　當我們把余秋雨作為一個思想者的身份來約訪時，余秋雨愿意回答我們關于文化方面的一些問題。他最終選擇回信的方式。在他看來，面對面，也許記者會誤解他的意思。

　　中國新聞周刊：從《文化苦旅》至今，在飽受爭議的過程中，你最大的收獲是什么？

　　余秋雨：我的文化探索，確實走了一條特別漫長又特別艱難的路。大致經(jīng)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攻讀經(jīng)典。

　　這事在30多年前就開始了�！拔母铩笔刮耶a(chǎn)生了對文化的重大困惑。在“文革”前期，我遭受家破人亡的慘劇，天天面對著“整人文化”“示眾文化”“揭發(fā)文化”“專權(quán)文化”和“暴民文化”的強大和殘酷，而這些文化的很大一部分，確實來自于中華文化中的負面遺產(chǎn)。

　　“文革”中期，林彪事件后極左派勢力受挫，我從農(nóng)場回城，有幸參加周恩來總理親自布置的復課教材編寫組，雖然時間很短，卻感受到了中華文化的正面力量。“文革”后期，極左派反撲，掀起什么“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我離開城市潛入山林以示抗拒，無意中遇到了一個早就封閉和廢棄于山間的“中正圖書館”，就在那里靜心研讀中國古代經(jīng)典，直到“文革”結(jié)束。

　　“文革”結(jié)束，我返回上海，家里蒙受的冤案一一被平反昭雪，社會生活開始變得正常和熱鬧，我卻覺得自己雖然在山間研讀了中國古代經(jīng)典，但還缺少對世界其他文明的深入了解，就關起門來，用8年時間研讀從古希臘、古印度開始的人類主要典籍。當時這些典籍還很少有中文譯本，我讀的是英譯本，但我的英語不好，讀得很慢，還要經(jīng)常請教一些年老的專家，因此效果反而更好。

　　在所有典籍中，對我影響最大的是德國古典哲學和美學、法國的啟蒙主義和存在主義。這種對國際典籍的了解，使我反過來更深入地領悟了中華文化的優(yōu)點和弱點。但是，到此為止，一切還都停留在書面上，因此我期待著一個系統(tǒng)的實地考察，像我閱讀經(jīng)典那樣完整。為了這個目的，我下很大的決心，把自己的職位都辭了。這就進入了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實地考察。

　　根據(jù)民意測驗，我在上世紀80年代擔任了6年的上海戲劇學院行政領導。當時我是全國最年輕的文科正教授，又是全國文化系統(tǒng)最年輕的正廳級干部，而且又曾經(jīng)被評為“最有行政領導能力的高校校長”，按照中國老話，進入了“仕途亨通”的最好季節(jié)。北京高層領導也曾一再示意我“另有任用”。但是，我為了對中華文化進行實地考察，用連續(xù)23次堅韌不拔的辭職報告，終于徹底辭職，獨自來到甘肅高原，開始了我后半輩子的人生苦旅。

　　我先考察中國，尋找的是“曾經(jīng)發(fā)生過大事件的文化現(xiàn)場”。這是因為，中國文化的重心曾被長期錯移，把一些并不重要的內(nèi)容當作了重心。例如，一直把宮廷斗爭、豪強角逐、古董卷佚、咬文嚼字太當一回事，而很少關注真正的民眾生態(tài)和文明起落。因此，我在甘肅高原呼吁人們重新關注絲綢之路、唐代和敦煌，在都江堰呼吁人們重新關注一種改善民生的政治主張，在山西平遙呼吁人們重新關注曾經(jīng)給民族帶來富裕希望卻被長久輕視的商業(yè)文化。

　　對于文化人，我考察的重心放到那些被流放和傷害后卻在當?shù)貏?chuàng)造了文明成果的人物身上，而并不過于看重傳統(tǒng)意義上的“義士”和“通才”。我最為厭惡的，也不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奸臣”和“惡人”，而是各色各樣的小人。

　　我對中華文化的考察，通過《文化苦旅》和《山居筆記》表述出來，整體上充滿了崇敬和憂郁。這與當時中國文化界的基本思潮很不一樣，我沒有在乎前后左右，只覺得還需要從世界坐標上獲得定位。因此，因緣際會，我與香港鳳凰衛(wèi)視的團隊開始了長時間的海外考察。

　　我認為，對于文化考察而言，實地到達的意義，遠遠超過書本鉆研。原因是，書本記錄的局限性、偶然性、選擇性實在太大，而實地考察所面對的卻是一個“全息現(xiàn)場”，哪怕是廢墟。

　　第三階段，互動傳播。

　　我從一開始認識到，在當代，一切有價值的文化考察必須與廣大民眾互動，使之變成一種公共意識。正是這種認識，使我選擇了《文化苦旅》這種有可能被廣大民眾接受的文體，后來又選擇了在電視里邊走邊講的節(jié)目形式。這種做法，與中國文化界長期崇尚的“兩耳不聞窗外事”“板凳要坐十年冷”之類的治學模式正好相反。但我早就知道中國文化人的虛假性就在這里，因此繼續(xù)突破，在香港鳳凰衛(wèi)視用整整兩年時間的《秋雨時分》，從橫向和縱向兩個方位系統(tǒng)闡釋中華文明。我也愉快地幾度接受中央電視臺的邀請，為全國規(guī)模的大獎賽做文化點評，面對上億觀眾，點點滴滴講述世界坐標下的中華文化。

　　中國新聞周刊：這些年，你始終被爭議所圍繞。對于這些爭議你有什么看法？

　　余秋雨：所有圍繞著我的“爭議”很奇怪，從來沒有對我寫作和演講的觀點有一絲一毫的爭議。全部“爭議”是三點：一、我在“文革”中從事過寫作；二、我的文章中有不少“文史差錯”；三、文化人不該上電視。

　　對于第二點，我的文章中是不是有不少“文史差錯”，我自己不必說了。因為復旦大學文史整理研究所所長、當今頂級大學者張培恒教授已經(jīng)以80高齡連續(xù)發(fā)表了三篇長文予以逐一反駁，并指出那個“揭發(fā)”者是“蓄意誣陷”，那個人自己的文化程度“不會高于愛好文史的高中學生”。因此，這件事沒有爭議。

　　第三點，該不該上電視的問題，我已經(jīng)在回答前一個問題時說清楚了，不再重復。

　　那么，問題就在第一點，也就是有人指控我有“文革寫作”的問題。我在“文革”中確實有過“寫作”，我前面說了，那時在林彪事件后有幸參與周恩來總理親自布置的復課教材編寫。我編寫的內(nèi)容很少，沒有任何政治問題的痕跡。前些年我曾公開懸賞，有人如果能出示我寫過一段、一行、一句有他們指控內(nèi)容的文字，我就獎勵全年薪金。懸賞六百天無人領賞，可見是徹頭徹尾的謠言。因此，這也只是胡亂誹謗，并沒有什么爭議。

　　對于這種誹謗和圍攻，暴露了中國文化目前面臨的一個嚴重問題：毀損的力量遠遠超過創(chuàng)建的力量。毀損者永遠有英雄的形象，永遠只依賴謠言，永遠不需要實證，永遠不考慮道歉，永遠不自感羞愧。而人數(shù)已經(jīng)越來越稀缺的創(chuàng)建者，則永遠處于“靶子”的地位。王小波先生說：中國文化界只有兩種人，一種是做事的人，一種是不讓別人做事的人�，F(xiàn)在的問題是，不讓別人做事的人，在數(shù)量上至少是做事的人的十倍，乃至幾十倍。更驚人的是，很多媒體為了發(fā)行量，總是喜歡鼓動批判、揭發(fā)，因此也站到了不讓別人做事的人的一邊。

　　在這種奇怪的趨勢中，我可算一個典型。說起來，我20年前就辭職了，連一個科長都不是，甚至連半官方的作協(xié)、文聯(lián)的活動也從不參加，更不是任何一級的代表和委員，是一個最純粹的個體文化人，卻遭受到具有公權(quán)力的報刊幾千篇文章的反復批判。批判的內(nèi)容，至今找不到一點屬實，而所有的批判者和報刊，沒有一個道歉。問題的荒唐性，不言而喻。

　　我自己，對這種荒唐的圍攻完全未予理會。因為我要做的事太多，沒有時間分心。多少年的事實證明，我們真是遇到了一個不錯的時代。你看，不管他們圍攻得多么聲勢浩大，居然一點兒也沒有影響我的腳步和文筆。而且，廣大讀者仍然堅定地站在我一邊，那些圍攻者忙了那么多年，也沒有一個人被社會和文化界所接受。這就是歷史的進步。我有信心以自己的經(jīng)歷宣布：即使在文化界，整人的時代也結(jié)束了。

　　所以，大家也不必對這種以“爭議”為裝扮的整人風潮，再當作話題。這是昨夜的黑浪，連記憶也不必。

　　中國新聞周刊：你怎么解釋5·12大地震之后你發(fā)表的那些言論？

　　余秋雨：5·12大地震展現(xiàn)了中國人在災難中的大愛互助精神。這種精神沒有經(jīng)過動員、教育、輔導、啟蒙，而是霎時涌現(xiàn)于全國各地，可見是一種民族本性的自然流露，屬于“集體無意識”，是一個最深刻的文化范疇。我曾經(jīng)為文化下過一個定義：“文化，是變成了習慣的生活方式和精神價值�！边@個定義中，最關鍵的詞匯是精神價值，因為哪種生活方式能成為習慣，正是精神價值一代代選擇的結(jié)果。

　　中華文化的精神價值長期被掩埋，常常由“術”湮滅了“道”。這次全國救災、全國悼念，感天動地，體現(xiàn)了中華文化的精神價值，那就是“止于道善”的天下大道。事實證明，這種大道并不存在于我們熟悉的文化話語中，而是深埋于廣大民眾的心底。這種深埋，不問年齡，不問籍貫，不問職業(yè)。這讓世人對中華文化重新認識。

　　至于你所說的地震之后的各種文化現(xiàn)象，我不知道是指哪一些。如果是那些遠離災區(qū)卻又喋喋不休的文化評論者的情緒化事端，那就輕若煙塵，完全不必關注。要關注的，是一時爆發(fā)的至善、大愛，能否通過文化形式加固、成型、擴充、流傳，變成今后中國文化的活體靈魂。

　　中華文化的精神價值在哪里，文化的靈魂也就在哪里。5·12汶川地震展示了一幅精神地圖，我們由此知道在哪里了。因此，這是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臺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