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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1989年春節(jié)，查曙明沒有那么多時間與哥哥聊天了。家里豆腐店的活很多，他們一家人差不多每天都要干到凌晨三四點鐘，當然，這樣的辛苦帶來的經(jīng)濟回報是高額的，一個晚上能掙100多塊錢，相當于那時海子在中國政法大學任教一個月的工資。

　　而在懷寧縣，隔壁村的一些早早輟學的年輕人，早兩年就去南方闖蕩，靠賣軟筆致富，每個月能往家里寄回七八百塊錢。

　　很難說這沒有對這位村里公認的精英人物造成一定的心理波動。1987年，二弟面臨復讀，三弟、四弟在上學，正是家里最需要錢的時候，海子曾經(jīng)跟父親提出想辭掉教職出去闖一闖，跟北大的同學一起南下海南辦報紙，但遭到了父親查正全的堅決反對。

　　在父母和弟弟們忙碌或者睡覺的時候，海子像一個旁觀者般，保持著自己的生活節(jié)奏。他的一天這樣度過：查曙明凌晨三四點回到家，他還在看書或者寫作；等到早上家里人出門干活時，他睡到十一二點才起床，拿著稿紙，坐在門口，若有所思。他的腳下，往往有幾張揉成團的廢紙。

　　母親心疼兒子，“你都是大學老師了，不用這么用功了”。海子只是笑笑。

　　這次回鄉(xiāng)之行，給海子留下的感覺并不好�；氐奖本┖�，在3月11日，他從中國政法大學昌平校區(qū)坐班車來到數(shù)十公里以外的北京市內找西川，談及這次回家，他感慨道，“有些你熟悉的東西再也找不到了，你在家鄉(xiāng)完全變成了個陌生人！”

　　海子對西川的描述中，1989年的故鄉(xiāng)有一種詩意的傷感：“你們城里人看到農(nóng)村麥浪滾滾，實際上要真正感受農(nóng)村，必須在麥子割了以后，滿地的麥茬，那個時候你站在地上，天快黑的時候，你會覺得大地是一片荒涼。”

　　在此之前，或是之后的幾天，海子來到位于北京市內的《詩刊》編輯部，找到他的朋友、《詩刊》編輯王家新，描述他的一個發(fā)現(xiàn)：黑暗不是從別處，是在傍晚從麥地里升起來的。

　　提及海子反復說到的這個意象，西川不勝唏噓，因為在這次交談后的15天后，就傳來了海子自殺的消息。

　　三

　　坐在中央美院的辦公室里，西川與《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談起海子生前，其詩歌的邊緣化：在正規(guī)的刊物里，只有駱一禾擔任編輯的《十月》、內蒙古的《草原》等寥寥幾家刊發(fā)過海子的幾首短詩。

　　個中原因，西川認為，“海子的抒情短詩和史詩，與80年代后期詩壇的現(xiàn)代主義趣味完全相反，這有點像他喜歡的詩人、同樣因自殺而死的葉賽寧，葉賽寧的詩歌與俄羅斯白銀時代的主流抒情方式也不同”。

　　1989年，在沈天鴻的家里，海子向他反復抱怨，“他們都說我寫的詩不是現(xiàn)代詩”。沈回答他，“你寫的本來就不是現(xiàn)代詩”。作為海子的好友兼詩評家，沈天鴻認為，海子內在的那個自我是農(nóng)耕文化的血統(tǒng)，這也是他詩歌中的意象、情感只可能屬于鄉(xiāng)村、古代的原因，“他是在為一個不復存在的文學傳統(tǒng)唱挽歌”。

　　此前一年的3月，在北京詩歌圈并沒有獲得承認的海子，帶著自己的長詩來到四川。海子到達成都時，住在四川詩人尚仲敏的家里。21年后，尚仲敏在電話里向《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談及的記憶里的海子，就像凱魯亞克筆下的達摩流浪者形象：頭發(fā)很長，留著絡腮胡子，穿著一身藍色牛仔服、牛仔鞋，背著一個書包，外表時尚而叛逆，本質上卻是個內秀甚至羞怯的年輕人。

　　尚仲敏當時在成都一所電力學校教書，有一間房子，一張床，在大概一周的時間里，他幾乎與海子朝夕相處。白天他帶著海子去拜訪成都詩人，楊黎、萬夏、翟永明⋯⋯到了晚上，兩個人買些下酒菜，就著1.1元1瓶的沱牌曲酒通宵達旦地長談，有時一起打坐、冥想，試著用意念和禪語交流。

　　海子從書包里掏出了一部一萬多行的長詩，這首詩讓他聯(lián)想到但丁的《神曲》——在龐大的、迷宮一樣的結構中，充滿著神話與宗教的意味。尚仲敏能從中感到海子非同一般的自我期許，“他有那種承受人類苦難，做人類拯救者的英雄主義情懷”。

　　與此同時，尚也從中感到了“一種令人窒息的象征意義”。他把自己內心的不安寫成一首詩《告別》給海子：生命瑣碎，詩歌虛假無力/我們痛恨的事物日新月異。

　　這也預示了兩個人的分歧：尚仲敏在90年代毅然棄詩從商，而海子則永遠留在了那個“虛假無力”的詩歌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