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楊海潮:茶馬古道是怎么走出來的?
中新社昆明5月12日電 題:茶馬古道是怎么走出來的?
——專訪西南林業(yè)大學文法學院碩士生導師楊海潮
作者 羅婕 史廣林
茶馬古道是中國古代西南地區(qū)以馬幫為主要運輸工具、民間長期行走為主串聯(lián)而成的交通網絡,連接川滇藏,延伸入國內的鄰接省區(qū)和緬甸、越南、老撾、泰國、不丹、尼泊爾、印度等國家,既促進西南地區(qū)的外聯(lián)和經濟發(fā)展,也促進與沿途所經國家的文明互鑒。
茶馬古道何以形成茶葉脈絡般復雜的交通網?它在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架起中外交往橋梁中起到什么作用?西南林業(yè)大學文法學院碩士生導師、云南省茶馬古道研究基地副主任楊海潮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茶馬古道是什么樣的通道?為何如茶葉脈絡般復雜?
楊海潮:如今,茶馬古道已成為西南地區(qū)傳統(tǒng)交通運輸網絡的代稱,連接無數村寨與城鎮(zhèn),在古道上產生無數的起點與終點,其構成不止一條或幾條商道,而是一個完整、龐大、復雜的交通網絡。
“茶馬古道”是一個原創(chuàng)學術概念,此前已有一定研究基礎。例如,1904年,法國學者保羅·伯希和對公元8世紀末中國南部兩條對外通道作詳細考訂,此后研究云南通往東南亞、南亞古道的論著越來越多,如《云南與印度緬甸之古代交通》《中印緬道交通史》等。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學者比照“絲綢之路”,將貫穿川滇緬印的古代通道稱為“西南絲綢之路”或“南方絲綢之路”。1990年7月,木霽弘、陳保亞、李旭、徐涌濤、王曉松、李林等云南學者徒步考察古時馬幫進藏道路,后將其命名為“茶馬古道”。2004年前后,“茶馬古道”開始在學術文獻中被頻繁使用。
隨著研究深入,對茶馬古道的路線分布認識不斷豐富、細致。北京大學教授陳保亞認為,西南各省區(qū)早期以產鹽地為中心形成局域性的古道網絡,因有些地方不產茶,茶葉需通過馬幫從遠方運來,從而將這些局域性古道網絡串聯(lián)起來。馬幫需要繞開難以跨越的高山和江河,走向城鎮(zhèn)、村落和集市進行貿易,使得很多路段的茶馬古道總是蜿蜒曲折。在國內,滇藏道、川藏道、青藏道、滇川道、川黔道等主干道千里迢迢、歷史久遠,仍吸引沿線各地的社會和物產加入到貿易網絡之中。因茶馬古道短途貿易商品較多,馬幫沿主干線的行程多為分段進行,除主干線外,各地馬幫根據物資交換所需,又形成無數大大小小的支線如茶葉脈絡般密布古道覆蓋區(qū)域的各個角落,共同構成這個龐大的交通網絡。
茶馬古道范圍可分為核心、主干、外圍三個區(qū)域。核心區(qū)域為滇藏川三省區(qū)交界地帶,主干區(qū)域即為這三個省區(qū),外圍區(qū)域包括中國的黔、渝、桂、青、甘、寧、陜等省區(qū),并延伸至緬甸、越南、老撾、泰國等東南亞國家和印度、巴基斯坦、尼泊爾、不丹等南亞國家。
中新社記者:茶馬古道為何被視為各民族文化連接的紐帶,它如何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與發(fā)展?
楊海潮:茶馬古道是跨地域、跨民族的民間貿易交通網絡,在國內溝通著漢、藏、羌、彝、蒙等民族。商品貿易讓各民族和族群共享的物品、技術、語言、文化等愈加豐富,彼此認同的基礎變得深厚。
茶馬古道沿線各地間自然環(huán)境的差異造就了物產的互補性,馬幫沿古道交易紡織品、用具(如邛竹杖、鐵器、琉璃)、貨幣(如海貝、銅錢)、食物(如鹽、茶葉)等物資,促進沿線各民族間的交往。
貿易活動帶來豐富物資,也傳播各地的生產技術。唐代《蠻書》記載,當時的藏族人用“積薪燒炭法”制鹽,將鹽水澆在燃燒的柴火上,水分蒸發(fā)后即得粗制鹽顆粒。后來,其他制鹽技術通過茶馬古道進入,提高了藏族人的產鹽質量。
貿易活動促進各地區(qū)文化相通。作為茶馬古道上代表性的貨物,茶葉從四川、云南等產地運到西藏,促進沿線各地的語言文化交流,甚至形成廣大地區(qū)使用的“西南官話”,維系西南各民族與中原文明的密切關系。此外,佛教文化、建筑文化等也隨之傳播至西南各地,影響著各族民眾的生活。
唐代后期,基于茶馬古道發(fā)展出的官方制度——茶馬互市,讓各地與中央的聯(lián)結進一步加強,茶馬古道為中央政權治理邊疆地區(qū)、促進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形成發(fā)揮助推作用。
中新社記者:在茶馬古道研究成果中是否有關于中國西南地區(qū)與南亞、東南亞國家交往交流的體現?
楊海潮:關于這條川滇緬印古代通道的研究非常多,中外學者均有不少成果?!妒酚洝酚涊d,公元前138年張騫出使西域,在大夏見筇竹及蜀布,經詢問后推測有商路從云南和四川通往身毒(印度)。向達的《蠻書校注》研究過云南與東南亞、南亞的交通路線,李學勤在《商代通向東南亞的道路》指出商代就有從四川和云南通往東南亞的道路等。
19世紀末以來,歐美的探險家、傳教士等也搜集并出版在中國及東南亞、南亞的見聞。美籍奧地利探險家約瑟夫·洛克的《中國西南古納西王國》,記錄了馬幫的部分行程路線;俄羅斯人顧彼得的《被遺忘的王國:麗江1941-1949》中,寫下他跟隨馬幫到麗江的經歷;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在《馬幫旅行》中記錄跟隨馬幫行走滇西、從云南進入緬甸的經歷,他眼中的昆明“既是一條鐵路的終點,又是若干馬幫旅途的起點”。從這些外國人的筆下,或多或少能窺見茶馬古道如何連接中國西南地區(qū)和南亞、東南亞國家。
中新社記者:如今的茶馬古道發(fā)生了怎樣的變化?研究“古道新途”對于當今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和文明交融互鑒有何啟示?
楊海潮:進入現代,交通設施、工具等日新月異,茶馬古道和馬幫等傳統(tǒng)社會交通和工具、貿易方式逐漸邊緣化。而“新”的茶馬古道,提供認識和理解西南歷史文化的新視角,在旅游、文化、品牌概念中凸顯價值,產生超出通道本身的社會影響。
20世紀90年代,旅游界先行推廣茶馬古道的概念,各地加強對茶馬古道文旅的規(guī)劃、開發(fā)和營銷實踐。2000年后,普洱茶產業(yè)興起,掀起一波茶馬古道研究熱潮。2013年,茶馬古道進入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此后,云南大學、武漢大學等高校及學術機構相繼成立茶馬古道相關研究組織,深入挖掘其價值。
在影視領域,《最后的馬幫》《大馬幫》等眾多中文影視作品陸續(xù)面世。稍晚于國內,日韓聯(lián)合攝制紀錄片《茶馬古道》、美國學者賽琳娜·艾哈默德和英國攝影家邁克·費里曼合作出版畫冊《茶馬古道》等作品,進一步提高了“茶馬古道”的國際知名度。海外民眾也從中了解到中國西南地區(qū)古往今來的人文風貌和當代中國的發(fā)展變化。
在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背景下,深刻認識茶馬古道覆蓋區(qū)域的歷史文化傳統(tǒng)、發(fā)掘各地的物質和文化資源,對于溝通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和沿線各地區(qū)、各民族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有著重要的作用。(完)
受訪者簡介:
楊海潮,北京大學語言學博士,西南林業(yè)大學文法學院碩士生導師,云南省茶馬古道研究基地副主任。長期從事西南民族語言和歷史文化的田野調查,主要研究方向為理論語言學、民族史、茶馬古道以及茶史和茶文化。代表論著有《音系復雜性:以白語的語素音節(jié)表為例》《普洱茶余》《茶馬古道:地方性的民間視角》《茶文化初傳藏區(qū)的時間與空間之語言學考證》《茶的屬性與中國文化(漢文化)的形象》《茶文化在唐代的傳播:時間、空間、社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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