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反省促發(fā)更多動力
中國新聞周刊:香港的社會運動有了很大發(fā)展,香港人參與熱情和參與意識也在增強,是什么力量改變了香港人的“政治冷感”?
梁文道:在金融危機之前,香港社會是一個很自大的地方。香港人擁有世界上一切美好的東西,不僅比內地好,甚至比世界上其他地方都好。香港的旅行團去了倫敦,是很看不起的,他們失望——這就英國的首都?房子不高,也很破舊。在香港人的意識中,房子一定要高。看到倫敦街頭的流浪漢,他看不到這些流浪漢有自己的生態(tài);看到墻上有很多涂鴉,不認為這是一種自由表達的東西,而是認為臟。
金融危機讓香港重重地摔在地上。韓國的電影打垮了香港電影,甚至泰國反彈也比香港快。有些人就開始反省,他們去讀書、進修、思考,是不是存在另外一種生活方式?發(fā)展是不是有另外一種邏輯?社會政治是不是有另一種面目?大家都在追問。反省成為香港社會轉變的契機。
中國新聞周刊:香港知識分子在香港社會的成長中起到什么作用?
梁文道:香港老百姓很崇拜知識分子,也許他不懂你說什么,但他相信知識。但是知識階層原來是以專才的面目出現,大家很職業(yè),不太關心公共話題。
2003年的“非典”對香港的知識階層是個轉折。當時沙田威爾士醫(yī)院,有個病房的醫(yī)生護士被集體感染,別的醫(yī)院的醫(yī)生護士都排隊登記就要進入工作。記者問他們?yōu)槭裁矗亢芏嗳说拇鸢妇褪牵哼@是我的工作啊。這就是香港人,人情淡漠,但是很專業(yè)。
非典之后,很多醫(yī)生選擇去做公共衛(wèi)生,這是沒有什么經濟效益的,從前學生們上醫(yī)學院就是為了當醫(yī)生,收入高。但現在不同了,大家有了不同的價值觀。這對其他專業(yè)的知識分子觸動很大,建筑業(yè)、律師、甚至會計師行業(yè)的專才們,也開始更多的關注社會議題,提出獨立的看法,這是知識分子成熟的開始。
中國新聞周刊:香港和世界其他城市一樣,都存在貧富分化的問題,在整個社會的發(fā)展當中,底層社會如何表達意見?
梁文道:2003年到今天,香港所有的重大社會爭論、社會運動都是和城市空間圍繞在一起的。因為城市空間對香港人來說,是最切身,最敏感、最具體的體驗,而公民權益的爭取也是圍繞這些議題產生的。
一個很明顯的例子,灣仔地區(qū)要拆遷。按照過去的方式,地產商給錢補償,本土居民搬遷就行了。只要補償措施到位,拆遷都會實行的。但是這一次,灣仔舊街的老百姓變了,他們不想搬,給錢也不要,他們的理由是這里有自己熟悉的社區(qū)網絡。地產商不會想到這些。街道幾十年鄰居,互相幫助,這種鄰里關系是無法用金錢衡量的,也無法用金錢補償,于是經濟價值這一次沒有發(fā)生作用,老百姓發(fā)現了比經濟價值更重要的價值。他們自己找建筑師、規(guī)劃師,重新制定了一個市民規(guī)劃方案,在不拆散原有社區(qū)網絡的情況下,進行建設。
這就是公民社會的成長,老百姓開始注意到自己的權益,專業(yè)人士也在利用自己的專業(yè)知識配合這樣的社會運動,一種健康的社會價值觀就悄然形成。
中國新聞周刊:作為個人,你是如何參與,又有什么體會?
梁文道:我自己很大的感受,就是像我這樣“邊緣”的知識分子,受到了更多的關注。在以前,主流媒體是不愿意拿出版面刊登公共知識分子言論的,他們會請我談電影、談美食,但是不愿意聽我說社會話題。但是這些年,媒體的態(tài)度轉變了。我從1988年開始寫文章,差不多寫了20年,直到今天,才獲得了更多的關注,這說明媒體注意到社會情緒的變化。集體反省促使公民社會運動有了更多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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