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松岡榮志：中國古典文學如何在現(xiàn)代日本“著陸”？

　　中新社北京11月6日電 　題：松岡榮志：中國古典文學如何在現(xiàn)代日本“著陸”？

　　作者 蘇婧欣

　　中日文化交流歷史悠久、范圍廣泛。歷史上，日本曾多次派出遣唐使學習中國文化，至今仍為人津津樂道。新冠疫情期間，日本援助中國的物資上寫有“豈曰無衣，與子同裳”以及“山川異域，風月同天”等詩文，令人動容。中國古典文學如何打動現(xiàn)代日本讀者？ 近日，日本國立東京學藝大學名譽教授、日中翻譯文化教育協(xié)會會長松岡榮志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暢談跨文化視域下的翻譯技巧時指出，日中文學相互影響，中國文學被譯介到日本，成為日本讀者憧憬和親近中國的基礎(chǔ)，優(yōu)秀的文學與學術(shù)翻譯對促進日中文化交流有重要貢獻。

　　現(xiàn)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新譯中國古籍在現(xiàn)代日本

　　中新社記者：您作為《詩經(jīng)》與《宋詞選》日譯本的翻譯，參與了《大中華文庫》系列叢書的翻譯工作。該書采用中外文對照的形式，對中國歷代文學、歷史等各個領(lǐng)域的經(jīng)典著作進行介紹。過去，也有日本學者嘗試將《詩經(jīng)》譯成日語。有人采用“訓讀”，有人采用“音讀”。而您為何選擇用現(xiàn)代日語翻譯《詩經(jīng)》？

　　松岡榮志：我翻譯《詩經(jīng)》時，首先想到的是讀者，特別是現(xiàn)在和未來的讀者。當我們的子孫與《詩經(jīng)》邂逅，他們會讀到一個怎樣的譯本？以《國風》為例，它由當時中國各地的民謠構(gòu)成。比如《鄭風·溱洧》，它描寫了年輕男女嬉鬧的樣子，表達了戀愛的悸動心情。如果用語氣生硬的“訓讀”來翻譯，就很難準確地傳達作品的情感。因此，我選擇用現(xiàn)代日語翻譯《詩經(jīng)》。值得注意的是，還是要考慮文體對翻譯的影響。《雅》《頌》中的詩歌與《國風》中的民謠不同，它們是莊嚴肅穆的廟堂之聲。在翻譯《國風》時，我多使用柔和感性的和語詞匯，多用平假名；而在翻譯《雅》《頌》時，我使用更多的漢字與漢語詞匯，以表現(xiàn)莊重之感。

　　跨文化視域下的文學翻譯

　　中新社記者：《詩經(jīng)》與《宋詞選》都是詩歌體裁的作品，而韻律對于詩歌來說非常重要。您認為中日在詩歌韻律方面有哪些異同？您在翻譯過程中如何平衡差異帶來的影響？

　　松岡榮志：眾所周知，日本詩歌主要以“五七調(diào)”為主，簡單來說就是五個字和七個字的組合。而中國的絕句與律詩也有“五言”“七言”的說法。我想，兩國的詩歌在節(jié)奏上是相近的。但日語的元音和輔音相對較少，所以在音調(diào)上容易變得單調(diào)。另外，日語的聲調(diào)也與中文的平仄不同。日語是單音節(jié)語言，所以日文詩歌的韻律難免會有缺乏變化之感。

　　如果用古典日語翻譯詩歌，節(jié)奏問題或許更易處理，但理解上的問題便會隨之而來。而我的現(xiàn)代日語譯法雖易理解，卻也不好處理韻律問題。不過，我依然希望譯詩能保持一定的節(jié)奏感。在翻譯的過程中，我曾邀請數(shù)名青年師生來閱讀我的譯詩，并多次就詩的節(jié)奏問題進行交流。值得一提的是，我翻譯的《宋詞選》中還暗含了日本上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歌謠曲的旋律，年長的讀者或許可以會心一笑。

　　中新社記者：中日兩國的文化相似卻不同，在《詩經(jīng)》與《宋詞選》的翻譯過程中也難免會遇到無法一一對應的概念。您是如何處理的呢？

　　松岡榮志：這很難簡單解釋清楚，即使在中國，也有許多概念會隨著時代而變化。《詩經(jīng)》中，不同類型的馬根據(jù)其身體的顏色、鬃毛等進行了詳細的分類。很遺憾，我沒能將這些內(nèi)容完全呈現(xiàn)出來。在翻譯《宋詞選》時，我會思考，該如何將原文中托物言志、寫景抒情的句子準確地傳達給日本讀者。比如柳永《雨霖鈴》中的“寒蟬”一詞，如果直譯，就很難表達出蟬鳴的氛圍感。于是我在“寒蟬”前補充了日本蟬鳴的擬聲詞，讓日本讀者更容易感受到夏末時分的寂寞之感。而“暮靄沉沉楚天闊”這句，我嘗試將風景與作者的情緒相結(jié)合——“楚地的遙遠”與“離別的淚水”兩種因素重疊在一起，使作者看不清楚地的樣子。

　　文學促進中日友好交流

　　中新社記者：我們了解到中國唐代詩人白居易的作品在日本非常受歡迎，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語》在創(chuàng)作上也受其影響。在您看來，白居易為何能打動日本讀者？如何理解不同文化在文學創(chuàng)作上的相互影響？

　　松岡榮志：日本的環(huán)境和氣候與中國的南方地區(qū)相似。日本植物學家中尾佐助將這種風俗、文化和思維方式的相似性描述為“照葉樹林文化”。也許是因為風土相近，所以讀者更容易與詩人產(chǎn)生思想共鳴。確實，像陶淵明、李白、白居易、杜牧和蘇軾這樣在中國南方地區(qū)成長或度過童年的詩人，他們的作品一直很受日本讀者歡迎。

　　日中兩國的文學也確實相互影響著。一千多年來，日本一直在學習中國文化。日本留傳至今最早的正史《日本書紀》的開頭部分，幾乎逐字逐句地取自中國漢代典籍《淮南子》。日本最早的詩歌總集《萬葉集》也受到了中國《詩經(jīng)》的影響。而清末，留學日本的中國學生人數(shù)增加，反過來又向中國介紹了大量的日本文學作品。我們熟知的魯迅、郁達夫、郭沫若等人便受到了日本近現(xiàn)代文學的啟發(fā)，創(chuàng)作了許多具有新視角和新風格的文學作品。

　　中新社記者：疫情期間日本援助中國的物資上寫有“豈曰無衣，與子同裳”以及“山川異域，風月同天”等詩文，詩中所寄托的感情令人感動。這些詩文有的來自中國典籍，有的是日本人創(chuàng)作的漢詩。那么您覺得文學在促進兩國交流、民間交往中會發(fā)揮何種作用？

　　松岡榮志：日語中的許多格言和諺語都取自中國的經(jīng)典。日本初高中的日語教材中也常出現(xiàn)魯迅的作品，比如《故鄉(xiāng)》和《藤野先生》。這些作品被譯介到日本，被許多日本人閱讀，成為日本讀者憧憬和親近中國的基礎(chǔ)。這便體現(xiàn)出翻譯的重要性，優(yōu)秀的文學與學術(shù)翻譯對促進日中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們?nèi)罩蟹g文化教育協(xié)會的目的也是如此——通過培養(yǎng)優(yōu)秀的翻譯人才來促進日中兩國的交流。(完)

　　受訪者簡介：

　　日本國立東京學藝大學名譽教授、日中翻譯文化教育協(xié)會會長、日中青年國際交流協(xié)會理事長，現(xiàn)任北京師范大學、華東師范大學、西安交通大學等12所大學客座教授、外文出版社日語顧問、上海交通大學國際漢字研究中心學術(shù)顧問等。1986到87年在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當主任助理、兼任教授，2007年到08年該中心任主任教授。主編《超級皇冠漢日辭典》、《漢字海》等辭典和字典，撰寫《在北京的街頭上》《日本的漢字·中國的漢字》《漢字·七個故事—中國文字改革100年》《歷史書的文體》等書。譯著有陳原《語言與社會生活》、王瑤《中古文學論集《中醫(yī)大辭典·醫(yī)史文獻分冊》等。1999年獲得美國Unicode Bulldog Award。2015年翻譯《詩經(jīng)》全文、2017年翻譯《宋詞選》(大中華文庫，外文出版社，北京)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