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2月17日電 題：楊念群：貫通性地理解這片土地和這個民族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 徐鵬遠

　　在一些學界同仁的稱呼中，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楊念群有時會被喚作“楊公子”。

　　這一雅號源于其名望顯赫的家世。他的父親是石化領域的知名專家，母親是北大地理學教授；祖父楊公庶是留德化學博士，曾跟隨張治中參與過國共和談，祖母樂曼雍是同仁堂樂氏家族的三小姐；外公吳魯強是麻省理工的化學博士，外婆梁思莊是著名圖書館學家。倘若把家族的范圍再擴大一點，錢鍾書和楊絳的外甥女是他的大伯母，梁思成、林徽因是他的舅公舅婆……當然族譜中最閃耀的兩個名字，無疑還是他的曾祖楊度和曾外祖梁啟超。

　　楊念群有意與先人拉開距離，不過，家族基因有時還是會在他身上流露出些許痕跡。他自幼不缺書讀，不僅祖父有藏書，周圍的鄰居都是大學者，每家的書房都是他的閱覽室。在漫無邊際的閱讀中，他不知不覺地培養(yǎng)起了對文史的嗜好。而在治學路徑的自我構建上，楊念群的“野心”更是頗有楊、梁的氣魄。他想展現出一個全景式的中國歷史，貫通性地理解這片土地和這個民族的前世今生、悲喜命運。

　　重建一種“眼光向上”的視角

　　中國新聞周刊：先請你介紹一下《“天命”如何轉移：清朝“大一統(tǒng)”觀的形成與實踐》這部新作品的緣起。

　　楊念群：以往二十年，大家都在談論西方社會科學方法對中國研究的支配性作用，以及社會科學如何本土化的問題。但我認為，社會科學方法既然來自西方，就很難在中國本土化。如果要擺脫學界“言必稱希臘”的困境，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在中國歷史內部重新發(fā)現一些傳統(tǒng)遺留下來的概念，加以重新解讀，激活其中所隱藏的價值。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需要反思近些年“概念史”興起的意義。概念史方法給我的啟發(fā)是，能不能在中國經典文本中發(fā)掘一些本來習以為常的概念，把它放在歷史脈絡里重新解釋。比如“大一統(tǒng)”，一般人可能僅僅把它的內涵單純理解為疆域廣大、人口眾多，但實際上這是傳統(tǒng)政治表述體系中最關鍵的概念，與許多其他概念密切相關，不能割裂開來單獨理解。

　　中國古代強調歷史處于不斷循環(huán)之中，受近代西方思想影響，我們總是批判這種循環(huán)論是一種保守落后的思維方式，卻沒有認真反思為什么中國人會這樣思考問題。其實古人講循環(huán)，不是簡單地主張回到過去，而是希望以歷史經驗為根據，尋找突破現實困境的路徑。

　　另外，這本書還出于對史學界研究現狀的思考。20世紀90年代以來，史學界掀起了一股追求“眼光向下”的熱潮，突出底層民眾生活與價值觀的重要性。社會史倡導下的鄉(xiāng)村基層研究迅速成為主流，原本在歷史研究版圖中占優(yōu)勢地位的政治史反而被邊緣化了。因此，我更關心上層政治思維的形成過程。我試圖重建一種“眼光向上”的視角，回到上層制度和執(zhí)行者的層面去理解中國政治的運作邏輯。

　　中國新聞周刊：近二十年左右，“何為中國”似乎成為中國史學界的一個重要話題。你的這本書算是這個大的潮流里的一個產物嗎？或者說是對學界關于“何為中國”問題討論的某種回應？

　　楊念群：當然可歸于“何為中國”這個話題范圍之內，但在具體內容上并不限于對“中國”問題的討論，而是想盡量有所區(qū)別。

　　我一直認為，“中國”這個概念可以作為一個重要的問題出發(fā)點。但歷史上“中國”內涵不斷發(fā)生變動，不太容易清晰地加以界定。我們現在把它當作一個討論對象，常常是建立在“中國”已經成為現代民族國家的基礎之上的，然后再從此往前推導，好像古人也在熱衷于頻繁使用這個概念。其實對“中國”的使用，歷朝歷代均不相同。

　　比如宋明士人使用“中國”的頻率相對高一些，因為有利于和遼金元這些非華夏族群做對比，彰顯漢人文化的優(yōu)勢。但清朝相對就不太喜歡用。

　　近些年學界也興起了“從周邊看中國”的熱潮，主張從鄰近國家和東亞視角描述定位“中國”。這個角度確實有它的價值和貢獻，但我感到困惑的是，只從外部看“中國”，并不意味著能取代對中國內部核心歷史的認識。因此，我還是主張從內部視角去觀察“中國”觀念的演變，但不應局限于對“中國”本身的理解，而是應該把“中國”和其他概念關聯起來進行考察。

　　中國新聞周刊：這本書的前言中你提出了一個問題，“清代‘大一統(tǒng)’觀念不但營造出清朝上層政治秩序和地方治理模式，而且也形塑著中國人的日常心理狀態(tài)。這種影響雖然經過晚清革命的強烈沖擊，卻至今猶存不滅。令人深思的是，為什么只有‘大一統(tǒng)’具有如此超強的制度、身體和心理規(guī)訓能力？而其他的思想觀念卻沒有或者只具備相對孱弱的規(guī)范力？”這個問題你有答案嗎？

　　楊念群：第一，中國歷史傳統(tǒng)自古就特別強調禮儀秩序的核心規(guī)范作用，每個人都是這個完整秩序的組成部分，“個人”必須融入一個統(tǒng)一的組織框架里才能受到保護，獲得某種安全感，“個人”價值只有源自集體行為的邏輯才能展現出價值，這就為“大一統(tǒng)”觀念提供了一個基本制度前提。第二，中國古代王朝通過對疆域的擴張和維護，建立起了對世界的想象?！按笠唤y(tǒng)”就是為這個想象如何落地為實踐過程而設計的一套觀念，包括理論與行動兩個層次的表述和實實在在的操作程序。當然，除了“大一統(tǒng)”外，其他概念可能也在發(fā)揮著各自的作用。比如“天下”也是被頻繁使用的一個概念，但它更像是一個理想設計方案，或者接近一個哲學理念，至于到底怎么落實，始終眾說紛紜，語焉不詳。第三，古代“大一統(tǒng)”觀從形式上具有開疆拓土的征服氣象，清朝的“大一統(tǒng)”觀及其實踐又創(chuàng)造出了“多民族共同體”的新面相，完全區(qū)別于以往王朝對民族關系的認識。當近代中國面臨外來侵略時，“大一統(tǒng)”觀很容易與現代民族主義結合在一起，成為抵御外侮的思想來源和動力。

　　更關注中國歷史上政治運行的特征

　　中國新聞周刊：你所涉及的歷史和主題、研究方法都是不一樣的。這似乎是你的一個特點，你的學術軌跡和研究領域通常很難被歸類。很多學者都會多向地延伸自己的研究觸角，但總有一個貫穿的學術抱負或者所謂的“母題”。你的“母題”是什么？

　　楊念群：我理解你說的“母題”的意思是，當觀察某個對象時始終會指向一個中心目標。如果說有什么“母題”的話，那就是我更關注中國歷史上政治運行的特征，總是嘗試把各種歷史現象放到一個政治脈絡里面去思考。說得更直接一點，我始終關心的是中國人是怎么成為“政治動物”的。

　　中國人自古就好講政治，甚至史書都是為了表達某種政治意圖而撰寫，一切社會或文化現象也都圍繞政治過程展開。即使我們做社會史文化史研究，也要考慮其背后的政治目的到底是什么，而不能把它們切割開來單獨觀察。目前的歷史研究總是人為地劃分出“政治史”“經濟史”“社會史”“文化史”等類別，明顯是受到社會科學專門化訓練的影響，其實古人不是這么觀察歷史的，中國古人基本上把歷史現象一律當作一種廣義的“政治”行為。至少“政治”作為“母題”，具有聚攏其他“主題”的典范作用。表現方式也是有“實”有“虛”，“實”的方面指的是那些具體采取的行動，“虛”的方面是一些隱喻式的表達。

　　真正要了解中國歷史的走勢，不能把什么都看得太實，應該發(fā)揮想象力，更要重視那些看起來比較“虛”的部分。從某種角度說，歷史是人的主觀性表現，如果都做成考據那種太實的東西，也許只能揭示歷史的表層現象，卻展現不出深層結構。研究歷史可以運用不同方法，從各個角度多向展開，但要想確定一個“母題”，就必須適當拉長時間，目光不能總是盯著一個點或一個時期，而是要尋找不同時段的歷史如何連貫創(chuàng)造出的一個或數個主題，然后提供一個合理解釋。對歷史貫通性的理解是把握研究“母題”的一個基本要求。(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