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要化解城市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的內在沖突,就不能選擇以暴制暴,以查處來壓制反抗,以強大的國家機器來震懾弱小的公民私權。
日前從武漢市查違工作會上傳出消息,為處治拆違中的暴力抗法事件,武漢市計劃在市、區(qū)公安部門內部單列執(zhí)法編制,抽調公安成立專職的城管保障隊伍。據稱,這支具有開創(chuàng)意義的城管保障隊伍將具有獨立的查處責權,并實施事前介入、事中預控和事后快處,來保障城管執(zhí)法工作順利進行。(4月28日《長江商報》)
近年來,城市綜合管理過程中糾紛頻仍,暴力執(zhí)法和暴力抗法事件不斷出現,這其中又以拆違最為典型。
站在這一基本事實之上,有關部門給出的成立“城管警隊”的具體依據并不讓人意外。比如,報道也提供了一些信息—————自2005年以來,武漢市城管執(zhí)法隊伍遭遇暴力抗法400多起,460名隊員受到人身傷害,有21人因遭遇暴力抗法重傷,1名協(xié)管員身亡,相當于平均每月都有一名城管隊員在執(zhí)法中被嚴重傷害。
筆者不否認這些數據,只是,我們還關心另一組數據—————這兩年來,武漢市民遭遇到的城管暴力執(zhí)法有多少起?有多少市民因此受到人身傷害?有沒有市民因此而身亡?當然,不管最終能不能得到這些數據,民眾完全可以用自身的生活親歷去體驗、印證。事實上,在很多暴力抗法事件上能窺見暴力執(zhí)法的影子,而暴力執(zhí)法卻昭示了城管隊伍自身的管理問題。
因此,若要徹底化解城市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的內在沖突,就不能選擇以暴制暴,以查處來壓制對抗。
“城管警隊”看似有利于城管隊伍的保障,卻在制度設計上卻存在對被管理者的“有罪推定”,人為強化了城管與市民之間的對立。而作為國家公器的警察,本應平等保護所有受侵害的公民的人身與財產安全。但“城管警隊”這張標簽,不可避免地強化了這些警察的身份意識,“城管保障隊伍”也使得這支隊伍的服務指向,在成立之初就具有了單一性。按照“城管警隊”的設立邏輯,能否同樣設問,在城管暴力執(zhí)法并不鮮見當下,能否成立一支專司保障被拆遷人權益的警察隊伍,以及一支專司保障城市小攤販權益的警察隊伍?
我們當然不需要“攤販警隊”,也不需要“城管警隊”。城市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的緊張關系,需要管理者用春風化雨的執(zhí)法舒緩!按猴L細雨暖人心,惡語傷人十年寒”。城市綜合管理的春風,來自于人性化的執(zhí)法理念,規(guī)范化的執(zhí)法程序和文明溫暖的執(zhí)法用語。
要做到這些,就必須從城管隊伍自身出發(fā),通過自覺接受群眾監(jiān)督并完善自查自糾來實現。對警方而言,保障城管的路徑并不在于為其提供強制力支持,而應依法查處一切暴力抗法與暴力執(zhí)法行為。
文/王琳(海南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