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組部出臺禁令,嚴厲禁止買官賣官。無疑,這是好事,說明管理干部的中央部門,終于開始正視這個當前吏治腐敗的關(guān)鍵問題了。當年,晉武帝司馬炎問司隸校尉劉毅,他可比漢朝哪個皇帝。劉毅回答說,桓帝和靈帝(東漢末年兩個著名的昏君)。晉武帝很吃驚。劉毅接著說,桓帝和靈帝時,賣官鬻爵錢歸國庫,陛下賣官鬻爵錢入私門,這樣說來,陛下連桓靈都不如,F(xiàn)在中國的某些地方和部門,就是存在不僅買官賣官,而且錢入私門的情況。
如何遏制這種惡劣之風(fēng)?下禁令固然重要,現(xiàn)在的中國,很多問題不是下了禁令就可以解決的。改革開放以來,各種禁令沒有少下,但往往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別說對領(lǐng)導(dǎo)干部沒有多少效力,就是對老百姓也效力不大。大街上,經(jīng)?匆姟皣澜\嚒钡呐谱酉旅嫱V,“嚴禁隨地大小便”的牌子下面有一灘灘的尿漬。我們的文化慣性是,只要沒有人看著,就犯規(guī),不犯白不犯,犯規(guī),就等于得了便宜。所以更重要的,是設(shè)計跟禁令相配套的制度,讓人們遵則有利,違則吃虧。具體到買官賣官上面,就是設(shè)法讓這種買賣無法操作,風(fēng)險變大,大到讓違規(guī)者無法承受的地步,這樣,自然就沒有多少人樂意以身試法了。
在現(xiàn)行的干部選任體制下,可以進行這樣的改革嗎?當然可以,而且,還有現(xiàn)成的例子可以借鑒。某些村民自治實行的比較好的地方,同時也實行了村黨支部或者總支書記的兩票制選舉,一個黨員票,一個群眾票,哪邊一票通不過,都可否決。既考慮到了黨的組織原則,又兼顧了群眾的意見,這樣選出來的書記,別的不說,至少長官意志被遏制了,當然,私下的交易也就無從談起。其實現(xiàn)在的干部選任制度,也有征詢?nèi)罕娨庖娨徽f,每人一張表格,贊同反對,清清楚楚。但是在實際操作中,群眾意見往往不公開,多少人贊同,多少人反對,群眾不知道。因此,群眾意見征詢是征詢了,但每每被束之高閣,給暗箱操作提供了便利。如果群眾意見能夠在干部選任時占上一個合適的比例,通不過官就當不成,并將之用制度固定下來,官自然也就不好買了。
事實上,即使不考慮群眾意見,干部選任時有多點人參與決策,買官就增加了難度。有個老干部跟我講過,從前一個縣的干部選任,需要經(jīng)過黨委會的討論,現(xiàn)在則常委會討論就行,甚至常委會也不討論,一把手說了算,想當官,買通一個人就行了。也許他的話絕對了一點,但現(xiàn)在一把手權(quán)力過大,尤其在干部選任上一個人說了算,也是造成買官成本降低,交易易做的重要原因。
當然,要想在根本上遏止買官賣官,還是得建立完善的考試任官制度。中國實行過1300多年的科舉,民國時,也推出過文官考任制度。孫中山先生還提出五權(quán)制政府,將考試權(quán)單列。我們現(xiàn)在也逐步在實行公務(wù)員考試制度,但這個制度應(yīng)該全國統(tǒng)一,統(tǒng)一出題,統(tǒng)一考試,寧可錄取比例小點,但要嚴點,在保證道德水準的前提下,只要筆試合格,即可選任。如果非要面試,也得保證公開公正,接受公眾監(jiān)督,媒體監(jiān)督,不給幕后交易留余地。嚴格來講,考試選官,的確不如推薦和面試更能保障被選者的綜合素質(zhì),但是,這樣做的前提,是有一個道德良好的大環(huán)境,如果沒有這樣的環(huán)境,推薦就不如考試。中國的選官制度,之所以從兩漢的察舉變成后來考試取官的科舉制度,道理就在這里。(張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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