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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說對這一事件的調查，大家的焦點集中在網民身上，那么網民到看守所進行調查都看到了些什么？他們對這個調查是怎么看的呢？接下來我們就來連線一位到看守所進行調查的網民邊民，他的名字叫邊民，邊民你好。

　　邊民(網民調查員)：

　　你好。

　　主持人：

　　我想問一下，今天到看守所調查的時候，都看到了些什么？調查了些什么？

　　邊民：

　　我們進了看守所，按照要求，我們所攜帶的除了紙筆之外的工具都不能帶進去，都交看守所暫存。民警帶領我們察看了整個看守所的各個監(jiān)舍，我們重點觀察了被害人李喬明所在的9號監(jiān)舍，這是第一。

　　第二，在看完監(jiān)舍之后，我們又與民警進行了詢問，指名要案發(fā)當天值班的民警，然后看守所也把他們輪著一個一個的叫進來，接受我們的詢問、質疑。

　　主持人：

　　應該說在調查的過程當中，我們知道這個團組成人員很多，這種調查你覺得是一種獨立性的調查嗎？比如是網民獨立性的調查？還是說團體在一起？

　　邊民：

　　就我們這些人來講，因為是臨時組合，所以在去的路上，我們上車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舉行了第一次全體調查委員會的會議，大家集體討論，民主決議，最后形成共識，擬定了我們今天要調查的范圍、主攻方向，包括要提問的問題。

　　主持人：

　　邊民我想最后能夠簡單地評價一下嗎？對于讓普通網民對一個警方的事件來進行調查。

　　邊民：

　　我覺得公眾有知情權，現(xiàn)在“躲貓貓”這個事情、這個詞匯的熱傳表現(xiàn)了一種網絡和公眾對警方的解釋不信任，由另外的力量來參與，這個也是一個好事。我現(xiàn)在說一句個人的話，我認為這種調查更專業(yè)的不是什么網民。

　　主持人：

　　邊民我想還問您一個問題，我們出了這個調查結果了嗎？或者這個調查結果什么時候能夠對外發(fā)布？

　　邊民：

　　我們現(xiàn)在正在趕寫詳細的調查報告，這個調查報告就是把我們今天集體的所有委員所看到、聽到的全部不加隱瞞，不加評論，如實地把它寫出來，然后發(fā)布出來，這個很快了，應該在一個小時左右就完了，有好多簽字。

　　主持人：

　　好，非常感謝邊民，我們也等待你們調查報告結果的出爐。

　　王教授，這個事件我們看到叫“躲貓貓”事件，不能不讓人想到去年的“周老虎”事件，“周老虎”事件發(fā)生之后，我們看到實際上上級部門并沒有非常及時地參與到這個事件當中來，但是這個“躲貓貓”事件發(fā)生之后，云南省很快就對地方的這種做法，組織了這樣一個調查團，怎么看待這種迅捷性的變化？

　　王錫鋅：

　　我覺得從去年的“虎”到今年的“貓”，應該說還是有非常大的進步，這個進步表現(xiàn)在第一個方面我們看到，官方的反應非常迅速，第二是主動正面的回應，第三，它是讓網民和社會人士來參與，來提升調查的獨立性和中立性，以提升它的公信力。所以這三個方面，我覺得構成了一個官民在知情權問題上的良性互動的標本。

　　當然從剛才網民所提到的一點，我覺得非常重要，就是這里到底我們是在調查事件的真相還是輿論事件的真相，這兩者是有區(qū)別的。

　　網民剛才還提到一點，我覺得也值得我們考慮。就是在網民這樣一種非專業(yè)化的參與和司法機關的專業(yè)化參與之間依然需要有一個對接。

　　主持人：

　　應該說這次躲貓貓事件讓大家有這樣一個感受，“躲貓貓”這個詞迅速躥紅了，但這種現(xiàn)象應該說給大家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接下來我們來看一個片子，了解一下相關的情況。

　　(播放短片)

　　解說：

　　“珍愛生命，不躲貓貓，今天你躲貓貓了沒有？”

　　當“躲貓貓”一詞在網絡上迅速躥紅時，有人把這一詞語稱為2009年第一流行語。

　　對于“躲貓貓”一詞為什么能流行得如此之快，云南大學教授石鵬飛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為警民之間有障礙，事件發(fā)生后由于警務公開不夠透明，達不到老百姓心中所想的“真相”時，老百姓就會認為，一個人在看守所因為“躲貓貓”而死的背后會不會有什么貓膩？因此“躲貓貓”一詞才會在網絡上成倍“放大”，進而流行起來。

　　很顯然，類似這樣的感受，很多人已經并非第一次經歷。去年由甕安群體性事件所產生的“俯臥撐”這一流行語就是一個鮮活的事例。

　　去年6月22號，甕安女孩李樹芬外出玩耍時溺水身亡。在隨后的事件新聞發(fā)布會上，貴州省公安廳介紹案情情況描述時說，李樹芬的朋友當時在橋上做俯臥撐，當其做到第三個俯臥撐時，聽到李樹芬大聲說我走了，便跳下了河。很多人認為這一說法在當時的情境下缺乏合理的邏輯依據，懷疑甕安事件另有引擎。然而，面對調查機構的態(tài)度，公眾存有質疑又無法進一步獲得更多信息時，于是就用“俯臥撐”來戲虐，以表達內心的不滿。而這一事件后來發(fā)展成為震驚全國的甕安“6•12”群體性事件。

　　就在今天下午結束的“躲貓貓”事件案情說明和介紹會上，云南晉寧警方表示，把整個事情叫做“躲貓貓”是一種誤傳，或者是大家對于游戲有不同叫法，其實死者李喬明等人玩的是一種叫做“瞎子摸魚”的游戲，并詳細介紹了案發(fā)過程，同時回答了調查團成員的提問。

　　從“俯臥撐”到“躲貓貓”，再到“瞎子摸魚”，我們看到為滿足社會公眾的知情權，這次官方進行的有益探索正在使案情越來越清晰。

　　《中國青年報》的評論中說到，在真相被獲知以前，每個人心里都會有一個更傾向于常識，而非警方一面之詞的看法。那么該如何澄清“躲貓貓”帶來的對警方的質疑呢？徹查真相，并公布于眾，除此別無他途。

　　就在前兩天，中國人民公安大學迎來了一批接受輪訓的學員，他們是來自全國各地的425名縣級公安局長，公安部黨委日前決定，用半年時間分期批舉辦縣級公安局長專題培訓班，將全國2895個縣市區(qū)的3080名公安局長集中培訓一遍。

　　而在輪訓的過程當中，積極構建和諧警民關系、妥善處置各種突發(fā)事件等五方面內容，也成為了縣級公安局長需要重點培養(yǎng)的能力。

　　很顯然，伴隨著網絡顯現(xiàn)出來的監(jiān)督力量和公眾知情權、監(jiān)督權意識的逐漸加強，警民雙方也正在逐步走向成熟。但是要想構建警民和諧的良性互動，未來還有許多更加細致的工作需要我們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