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wǎng)10月9日電 新加坡《聯(lián)合早報》副刊刊登黃彬華的文章《中日是“同文同種”嗎?》說,徐福攜三千童男童女入海求仙的故事家喻戶曉,也有人因此認為日本人就是徐福的后代,日本文化就是中國文化的分支。作者認為,今時今日還存有這種“中日是同文同種”的思想顯示了我們不僅犯了夜郎自大的毛病,還證明我們有濃厚的“大中華思想”,既認不清自己,也看不透對方。
原文摘錄如下:
一位報界前輩,聽說我是從日本留學(xué)回來的,曾正經(jīng)八百地對我說:“日本與中國‘同文同種’嘛!就是徒弟打師傅,這點太不應(yīng)該!庇终f,“其實日本人就是徐福的后代,日文與中文也沒有重大差別,可惜我不會說日語而已!
在唱《何日君再來》的時代,日本確曾大力鼓吹過“中日同文同種論”。至今還有一些華人,竟然也念念不忘“同文同種”之說。也許被徐福率領(lǐng)“三千童男童女”的故事所深深吸引;也許有過接觸日本滿街漢字招牌,什么“脫苦!、“味之素”等漢字商標(biāo)的經(jīng)驗,被這種現(xiàn)象糊涂了;甚至被黃皮膚、黑頭發(fā)、面目酷似的外形所迷惑,不論是愛還是恨,結(jié)果都說,“我們是‘同文同種’嘛!
說我們“同文同種”,沒有同化的目的,其實也無所謂。但是,如果因此相信,日本人就是徐福的后代,日本文化就是中國文化的分支,我們不僅犯了夜郎自大的毛病,還證明我們有濃厚的“大中華思想”,既認不清自己,也看不透對方。
從《日本論》到《菊與刀》
中國辛亥革命時期的著名人物,曾是孫中山秘書的戴季陶(1891~1949),在他1928年出版的《日本論》中,曾經(jīng)感嘆中國人對日本“很不認真研究”。他說,中國到日本留學(xué)的人,當(dāng)時少說也有十萬,但認真研究日本的人卻少之又少。他說,除了“30年前”黃遵憲(公度)先生出版《日本國志》,再沒見過什么專論日本的書籍。他又說,“中國這個題目,日本人也不曉得放在解剖臺上,解剖了幾千百次,裝在實驗管里化驗了幾千百次。我們中國人卻只是一味的排斥反對,再不肯做研究功夫……這真叫做‘思想上閉關(guān)自守’,‘知識上的義和團’了!
戴季陶80年前的批評,經(jīng)過戰(zhàn)爭、和平,又半個世紀的時間流逝,中日是否已更加了解了呢?除了周作人曾有系統(tǒng)地研究過日本,真正對日本文化深入了解的人確實是鳳毛麟角。
能像美國文化人類學(xué)家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寫《菊與刀》那樣透徹分析日本人的民族性格,勾畫出日本人的文化模式,坦白說至今還沒有第二人。更令人敬佩的是,本尼迪克特不懂日文,沒有踏上過日本半寸土地,卻因為二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她奉命“隔空”研究日本。雖然如此,她描述的日本卻是如此的真實,結(jié)論也完全不牽強附會。更甚的是,日本投降之后,保留天皇制,以二重構(gòu)造方式統(tǒng)治日本,全都是根據(jù)她的研究成果和建議作出的,F(xiàn)在有人說,戰(zhàn)后日本變了,本尼迪克特描繪的日本也已步入歷史。但日本人的民族性、文化模式、行為特征依然如故。更重要是,至今沒有一本專著可以完全取代《菊與刀》。
如果華人世界依然保留著中日“同文同種”的想法,一、會不自覺地陷入大漢族沙文主義的陷阱;二、用有色眼鏡看日本,便永遠看不清日本真正的顏色;三、不能理解也不能預(yù)測未來日本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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