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浙江省人民美術出版社高盛奎拍攝的120多幅人體攝影作品在南通群藝館展出。盡管門票售價僅為10元，但低調的登場還是讓展覽大廳門可羅雀。最讓主辦單位尷尬的是，開展3天來，光顧者中“民工觀眾”多，“藝術工作者”掏腰包的少，似乎大大背離了他們的“初衷”。有媒體在報道此事時，也赫然以“民工觀眾多過藝術工作者人體攝影展遭遇尷尬”為題。(2月18日《揚子晚報》)
在一些高雅人士眼里，民工們可能連衣著不整也不潔，僅憑這一點，就已不免常為時下一些“高檔”酒店所堅拒，那么“高雅”的藝術殿堂，當然也要對他們緊閉大門了。想想也是，既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甚或就是文盲或半文盲，整天為生計忙碌的民工，居然也敢跑進來觀看人體攝影展，這不管怎樣說，都是極不相稱極不般配的呀。這種強烈的現實反差，恐怕是讓那些整天跟藝術打交道的人心里最不能接受的現實了。所以，面對“民工觀眾多過藝術工作者”的情境，便難免要神經質般地大呼小叫不停了。
我們曾長期浸淫于等級思想之中，而等級思想并非只是體制的產物，也是文化的產物。封建社會的消失，并不表明等級思想也沒有了。正是這種無形的力量，影響著社會的價值判斷與價值取向，以致認為民工多于藝術工作者觀看藝術展出，是不可理喻的。
這種不知不覺的歧視業(yè)已滲透到了城市孩子對農民子女們身上。最近，新華社和《中國青年報》對農民工子女上學情況進行了聯(lián)合抽樣調查，發(fā)現幾乎是所有的被提問者都不愿到公辦學校就讀，哪怕是不交學費，相反，他們卻都愿意到專門的農民工子女學校，哪怕條件再簡陋。原因就是他們在公辦學校里，常常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一次人體攝影展出，誰看誰不看，本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了，就因為事關“人體”，就因為“民工觀眾多過藝術工作者”，于是便被多方認為是遭遇了“尷尬”，但這所謂的“尷尬”到底是從哪里來的呢？我們都不妨捫心自問一下。(來源：金羊網-羊城晚報 文/葉昌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