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此文版權屬《國際先驅(qū)導報》，任何媒體若需轉(zhuǎn)載，務必經(jīng)該報許可。)
“……狂暴的人抓住并歌唱翱翔的太陽/懂得，但為時太晚/他們使太陽在途中悲傷/也不馴服地走進那個良夜……”
——迪倫·托馬斯《不要馴服地走進那個良夜》
詩人似乎被認為是一個絕望的族群，常常得到凄慘的結局：西爾維亞·普拉斯30歲的時候打開煤氣自殺；哈特·克萊因32歲時從船上跳了下去；迪倫·托馬斯39歲死于酗酒。至于國內(nèi)，一代詩歌天才海子年僅25歲便結束了自己的生命，顧城37歲自殺身亡。最近一項調(diào)查顯示，詩人確實比其他類型的作家更易于早逝。
這項對1987位死去作家的調(diào)查是在心理學家詹姆斯·C·考夫曼指導下進行的。總體上，詩人的平均壽命是62.2歲，而散文類作家的平均壽命是67.9歲；劇作家平均壽命是63.4歲，小說家是66歲。而美國詩人與散文作家之間的差異非常明顯，前者平均壽命是66.2歲，后者則達到平均72.7歲。
繆斯的代價
“人們常常覺得作家是一個命中注定有些悲慘的形象，傾向于早逝，現(xiàn)在這已經(jīng)被研究所證實”，考夫曼在其不久前提交的研究報告《繆斯的代價：詩人易于早逝》中這樣寫道�？挤蚵Ｍ私�，是什么使得詩人的結局與他人不同——是更多的經(jīng)濟壓力？還是精神壓力？是缺乏社會承認？而這些區(qū)別是否和文化差異無關呢？
在一次訪談中他認為：“這是由許多原因造成的，如果你思考得很多，你便更易于沮喪，而詩人正是那種經(jīng)常沉思的人。他們到達巔峰時期一般都很年輕，而且他們的寫作是孤獨的�！�
基于他對創(chuàng)造力與死亡比率的研究，考夫曼試圖說明，詩人易于早逝這一事實也許是由于詩歌的創(chuàng)造性活動本身的特點決定的。一個主觀的、感情化的領域經(jīng)常是和精神上的不穩(wěn)定聯(lián)系在一起的。和小說與非虛構性的散文寫作相比，詩歌時常是更為內(nèi)省和表現(xiàn)性的。這使他傾向于認為詩人中較高的早逝率與其較高的精神疾病發(fā)病率相關。而在詩人中，男性與女性平均死亡年齡中的差異也比整體人口的差異要低，并且女性詩人似乎更易于短壽或早逝。
詩人群體的高自殺傾向
目前有大量研究都是關于不同職業(yè)中的死亡率，以及創(chuàng)造性與精神不穩(wěn)定性間的聯(lián)系。這一領域的宗師級人物是肯塔基大學退休教授阿諾德·M·路德維希。在他1995年的著作《偉大之代價：解析關于創(chuàng)造力與瘋狂的爭議》中，路德維希發(fā)現(xiàn)大約20%的杰出詩人曾試圖自殺，而他所研究的所有職業(yè)的平均自殺率是4%，而美國一般人群的整體自殺率僅在1%左右。在他的研究中，詩人的平均壽命為59.6歲，而社會學者的壽命則平均為73.5歲，非虛構類作家的平均壽命夾在中間，為70.6歲，最低的則是音樂表演者，僅為57.2歲。作家作為一個群體與其他職業(yè)相比，其結果也不容樂觀。
1975年出版的一份對420位重要作家的研究，表明詩人平均比其他類型的作家要少活6年，而這一結論無論是在古代還是現(xiàn)代、東方還是西方，都是一樣的。在病理學上很難找到詩人沒有涉及的方面——從酗酒、自殺、吸毒到抑郁，也許人們是在把詩歌作為一種進行自我精神治療的手段�？挤蚵J為，正是人們?yōu)榱顺蔀橐粋�詩人所進行的努力，才導致像抑郁和酗酒這樣的問題。
來自詩人的反應
并非所有人都對考夫曼的發(fā)現(xiàn)感興趣。79歲的新罕布什爾州前桂冠詩人馬克沁·庫敏認為：“詩人自殺率還沒有牙醫(yī)高呢�！闭劦阶约旱母邏郏f：“我并不抑郁。我只是相對孤獨一些。我在30多歲時才開始寫作，所以我并不認為自己很早就達到了頂峰……人們對于詩人的早逝似乎有種病態(tài)的色情式的迷戀，而我猜我自己并不適合這個模式�！�
今年剛獲得普利策文學獎的詩人弗朗茲·懷特，曾一直與躁狂抑郁癥、酗酒和毒癮搏斗。他準備了一份專門針對考夫曼研究的聲明：“我對這件事情已經(jīng)想過很多。因為在美國，你寫的越差，你生存的機會就越多，所以詩人傾向于早死。我知道很多詩人都過著正常而多產(chǎn)的生活。這似乎是不合情理的？！詩人確實受苦。作家確實受苦。我們的文化并不尊重詩人，這使詩人瘋狂，但是一切最終都還是你自己決定的。”
詩人克里斯蒂安·維曼相信，詩人如果要生存下來，就必須適應整個文化，這是個需要付出代價的過程。維曼是美國最為重要的詩歌刊物《詩歌》的編輯。他認為，詩歌比其他形式更有一種心理上的緊迫感。如果你是一位散文作家，那你總有東西要寫。如果你是一個詩人，寫作的意愿常常不能得到滿足，你總要面對一大堆什么也不能寫、什么也不能干的死時間。
詩歌不利于健康？
考夫曼認為，詩人更孤獨一些，劇作家和非虛構類作家有更多的社會工作要做。他引用了葉芝的觀點，葉芝認為蓋爾人的繆斯女神給那些她迫害的人以靈感，因而蓋爾語的詩人都是早逝的。公元前4世紀，亞里斯多德曾問道：“為什么所有在哲學、詩歌或藝術領域的人都是憂郁的呢？”
不過，考夫曼說他不認為那些有抱負的詩人需要為此擔心。雖然西爾維亞·普拉斯或安妮·薩克斯頓英年早逝是事實，不過也不必在詩歌課程開始的時候警告學生們詩歌也許不利于健康。心理學家詹姆斯·W·彭尼貝克甚至認為：“一個已經(jīng)出版詩集的詩人比一個仍在摸索中的詩人更危險。不過要是他們不寫詩的話，也許他們早就自殺了。”
即使考夫曼等人的研究結果能夠普遍成立，那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詩人，乃至所有的藝術家，也許一生都在致力于了解世界，了解人，解決自身和世界的關系，他們的一生是在創(chuàng)造的充實中度過的，這種充實并非沒有代價。因為身處內(nèi)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沖突的最敏感地帶，詩人和藝術家比其他人付出了更多精神上的代價，但是如果沒有這些代價，以及由這些努力所取得的人類的文學、詩歌和藝術遺產(chǎn)，現(xiàn)在的人類又能算是什么呢？
考夫曼的角度，與詩人的角度，實際上是醫(yī)學(科學)思維與詩歌(藝術)思維兩種思想方式間的沖突。在所謂的數(shù)字化時代，某些知識分子也許會天真地認為，用科技和數(shù)字指標便能完美地表示人類的生活，他們想錯了。沒有詩人的努力，人類只能生活在精神的貧乏中，即使他們能活200歲，又能如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