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上鐫刻著這樣一段話:“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國家受日本之降于南京;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之變,為時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陽之變,為時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為時五十一年。舉凡五十年間日本所鯨吞蠶食于我國家者,至是悉備圖籍獻還。全勝之局,秦漢以來所未有也!
中國抗日戰(zhàn)爭的勝利,一洗鴉片戰(zhàn)爭以來的民族恥辱。中國人民在飽嘗了艱辛苦難,經過了多年的浴血奮斗之后,終于揚眉吐氣了。
日本擴大侵華和中國局部抗戰(zhàn)
中日兩國是一衣帶水的鄰邦,曾有過2000余年的友好交往。十九世紀中期,都遭受了西方列強的侵略。1868年以后,明治維新的成功,使日本逐漸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國家有所發(fā)展了。然而,日本卻不斷膨脹了侵略中國的野心。甲午戰(zhàn)爭、日俄戰(zhàn)爭、一次大戰(zhàn)時奪取德國在山東的權益、二十一條,它對中國的侵略胃口越來越大。1927年,日本召開東方會議,制定了《對華政策綱要》,確定先將滿蒙從中國分離出去,然后以滿蒙為基地進一步向中國內地擴張。會后,首相田中義一在給天皇的奏章中明確地提出:“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贝撕,日本就以此為藍本,開始了對中國的戰(zhàn)爭挑釁和步步侵略:兩次出兵山東,阻止國民革命軍北伐;并相繼制造濟南慘案和皇姑屯事件。日本的侵華步伐日益加快。
1931年9月18日夜,日軍將沈陽柳條湖附近的南滿鐵路路軌炸毀,反誣是中國軍隊所為,以此為借口進攻東北軍駐地北大營,隨后進攻沈陽。日本蓄謀已久的侵華戰(zhàn)爭就這樣爆發(fā)了。在以后短短的三個月中,日軍相繼占領了沈陽、長春、吉林、齊齊哈爾、錦州、哈爾濱等城市。東北10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和三千萬同胞陷入了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之下。為了掩飾其侵略本質,造成既成事實,1932年,日軍宣布成立“滿洲國”,扶植從天津劫來的清廢帝溥儀任“執(zhí)政”。1934年,“滿州國"改稱“滿州帝國”,溥儀再次當上“皇帝”。
“九·一八”事變后,日駐滬部隊不斷尋釁滋事,伺機發(fā)動侵略上海的戰(zhàn)爭。1932年1月28日,日海軍陸戰(zhàn)隊向閘北發(fā)起攻擊,挑起“一·二八”事變,我駐淞滬地區(qū)的19路軍奮起抗敵,將其擊退。隨后,日軍不斷向上海增援,中國守軍被迫后撤。
日軍如此緊鑼密鼓地發(fā)動侵華戰(zhàn)爭,而當時的中國卻仍處于四分五裂的狀態(tài)。國內矛盾尖銳、紛爭不斷,南京國民政府并沒有能真正統一中國。面對這種局面,蔣介石制定了“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仍忙于內戰(zhàn)和鎮(zhèn)壓全國人民的愛國民主運動,這不但導致了大片國土的淪喪,日本侵華氣焰的日益囂張,而且使得國內矛盾更加激化。
1933年,日軍發(fā)動了對熱河、察哈爾的進攻,熱河省主席兼第5軍團總指揮湯玉麟不戰(zhàn)而逃,日軍兵不血刃地占領承德。承德淪陷后,日軍又分別向長城冷口、喜峰口、古北口等處進攻,突破長城防線,進一步向華北擴大侵略。中國守軍奮起抵抗,幾經激戰(zhàn),被迫后撤。日軍占領長城各口,打開了進軍關內的門戶。1935年,日本統治集團根據“征服支那”的既定方針,又相繼制造了張北事件、察東事件、河北事件,迫使中國政府簽訂《秦土協定》、《何梅協定》據此,中國在河北和察哈爾的主權大部喪失。隨后,日本又制造豐臺事件、香河事件,唆使河北省政府督察專員殷汝耕在河北東部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在內蒙,日軍模仿制造偽滿洲國的故伎,以內蒙古德王為傀儡,成立了偽蒙古軍政府。至此,與東北相鄰的內蒙、熱河、察哈爾和河北一部都被日軍控制了。
從日本入侵東北開始,中國人民的抗日活動就沒有停止過!熬·一八”事變后,一部分東北軍愛國官兵,馬占山、黃顯聲、李杜、丁超等出于民族義憤,首先奮起抵抗。隨后,由東北各民族各階層人民、原東北軍愛國官兵、山林隊等為基礎自發(fā)組織起來的東北抗日義勇軍又以各種方式進行武裝抗日。1933年,義勇軍抗日活動轉入低潮,接踵而起的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東北抗日聯軍的艱苦斗爭?孤搼(zhàn)士在極其險惡的條件下,憑借深山密林展開游擊戰(zhàn)爭。雖然許多主要領導干部相繼犧牲,部隊人員銳減,卻一直堅持到抗戰(zhàn)勝利。
日軍對上海、對華北地區(qū)的進攻也遭到了廣大愛國官兵的痛擊。蔣光鼐、蔡廷鍇等領導的第19路軍,宋哲元等領導的長城各口守軍,馮玉祥、吉鴻昌、方振武在中共推動下成立的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都曾進行過英勇的奮戰(zhàn),他們的抗日熱情和行動得到了全國人民的支持和愛戴。
“九·一八”事變后,全國人民的抗日呼聲日高,從9月下旬開始,各地學生代表紛紛匯集南京,請愿抗日。1935年12月9日,在中共的領導下,北平學生率先走上街頭舉行示威,提出“停止內戰(zhàn),一致對外”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等口號,很快得到了各地人民的響應。1936年5月,愛國人士宋慶齡、鄒韜奮、陶行知、章乃器等發(fā)起成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主張“停止內戰(zhàn),一致對外”,許多愛國團體紛紛加入。全國又一次出現了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潮。
中國共產黨自“九·一八”事變后,就堅定地舉起了抗日的旗幟。1933年初,中共發(fā)表宣言,提出在停止進攻紅軍、給民眾以自由和武裝民眾三個條件下,愿同任何進攻紅軍的國民黨軍隊訂立抗日協定。1935年8月1日,在莫斯科的中國代表團發(fā)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號召各黨派和全國同胞組織抗日聯軍和國防政府,共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同年12月,中共中央召開瓦窯堡會議,確定了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的方針。
1935年5月,紅軍又發(fā)表了要求南京政府停止內戰(zhàn)一致抗日的通電。9月,中共中央又作出了在中國建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的決議。
與此同時,國民政府的對日政策日益強硬。1934年蔣介石提出了“不絕交、不宣戰(zhàn)、不講和、不訂約”的對日外交方針。在次年的國民黨第五次代表大會上,國民黨當局雖然對于中日妥協仍抱有一定幻想,但又聲稱:“抱定最后犧牲之決心而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達奠定國家復興民族之目的!比A北危急后,蔣介石開始試探聯合蘇聯的可能并設法與中共談判。然而,由于國民黨方面的條件的變化,提出要紅軍解除武裝,國共兩黨的秘密談判沒有結果。蔣介石再次準備以武力消滅紅軍。1936年11月,他調動30萬軍隊到陜西,準備對共產黨實行第六次圍剿,逼迫張學良、楊虎城向紅軍進攻,否則就將防地讓出。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扣押了到西安督促剿共的蔣介石,以“兵諫”“逼蔣抗日”。事變發(fā)生后,中共代表周恩來等來到西安,主張以和平方式解決事變。經過多方談判和努力,蔣介石終于答應了結束內戰(zhàn),共同抗日的要求。1937年2月,國民黨中央召開五屆三中全會,國民黨放棄了對中共的武力“圍剿”政策和對日本的妥協退讓政策。中共也提出同意將紅軍改編,接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指導等保證。國共雙方政策的變化,終于使得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得以基本形成,中國開始了團結抗日的局面。
浴血抗戰(zhàn)的八年
1937年6月,日本近衛(wèi)首相組成新內閣,大力促成戰(zhàn)時體制。日駐華北軍隊也一再進行武裝挑釁,日本發(fā)動全面侵華戰(zhàn)爭已不可避免。1937年7月7日夜,駐北平西南豐臺鎮(zhèn)的日軍在盧溝橋附近進行夜間演習。深夜,日軍聲稱聽到幾聲槍響并有一名士兵“失蹤”,要求進入宛平城搜索,被我守軍拒絕,不久,日軍一個大隊趕到,向中國駐軍發(fā)起進攻,“七·七”事變爆發(fā)。隨后,日軍不斷向華北增援,發(fā)起全面進攻,相繼占領北平、天津。日本全面侵華戰(zhàn)爭開始了!捌·七”事變后,中共中央發(fā)表宣言,號召全民族抗戰(zhàn)。蔣介石在廬山談話中也表示:“如果戰(zhàn)端一開,那就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zhàn)之責!彪S后,經過談判,國共兩黨就紅軍改編和陜甘寧邊區(qū)政權達成了協議,8月22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公布了將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的命令。9月23日,蔣介石發(fā)表講話,承認共產黨的合法地位。國共兩黨再次攜起手來,中國開始了全面的抗日戰(zhàn)爭。
華北抗戰(zhàn)后,上海方面又開始了淞滬會戰(zhàn)。“一·二八”事變以來,國民政府就在淞滬地區(qū)秘密修建工事,并開始布署精銳部隊,決心在此抗戰(zhàn)。1937年8月13日,淞滬會戰(zhàn)開始,從次日到20日,中國軍隊在張治中指揮下,向上海日租界內的1萬余人發(fā)起了三次進攻,中國空軍也配合轟炸日海軍艦只,日艦“出云”號被擊受傷。由于日軍不斷向上海增援,我軍被迫轉入防御。11月5日,日援軍在杭州灣登陸,我軍被迫后撤,上海淪陷。淞滬會戰(zhàn)粉碎了日軍“以三個師團兵力三個月就可解決支那事變"的狂言,打破了日本速戰(zhàn)速決的戰(zhàn)略計劃。
日軍占領上海后,沿長江西進。為保衛(wèi)首都,國民政府組織了南京保衛(wèi)戰(zhàn),但很快失敗撤退。12月13日,南京淪陷。日軍在南京進行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他們在城中挨戶搜索,并進入沒有任何防范的國際“安全區(qū)”,成群成批地將已放下武器的士兵和手無寸鐵的平民押到南京郊外和長江邊集體屠殺。這種恐怖活動一直持續(xù)了6個星期之久。除了有組織的屠殺外,許多日軍官兵還以瘋狂的變態(tài)心理,以殺戮和平居民取樂。有關殺人取樂的“快絕百人斬殺競爭”的照片和消息竟赫然登載于1937年12月東京的《日日新聞》上。更令人發(fā)指的是日軍在南京大量地強奸婦女,從幼小的女孩到年邁的老婦都不放過。據東京審判時證實的材料,日軍攻占南京后發(fā)生了2萬起強奸事件。戰(zhàn)后,日本有人竭力宣揚南京大屠殺“虛構說”,然而,根據實地調查,當時駐南京的西方外交官、記者、傳教士的記載和以后不斷發(fā)現的有關資料,如:美國新公開的有關檔案資料、《貝德士文獻》、《拉貝日記》等等,都確鑿無疑地向全世界表明:日軍在南京屠殺我30多萬同胞的罪行,無法抵賴。
在華北,日軍占領平、津后,沿平綏、平漢和津浦路向華北、華中進攻。平綏方面,我軍在南口、忻口和太原一帶與日軍展開激戰(zhàn)。平漢方面,國民政府為阻敵南下,炸開花園口黃河大堤。津浦方面,日軍占領山東后,由魯南向徐州進攻。在徐州以北的臺兒莊,我第五戰(zhàn)區(qū)司令長官李宗仁率部抗擊,取得了抗戰(zhàn)以來我國最大的一次勝利。
從1938年6月起,日軍將其主要戰(zhàn)略進攻方向指向武漢,調遣大量兵力沿長江西進。為保衛(wèi)武漢,國民政府集中了130個師的兵力,由蔣介石親任總指揮,組織武漢會戰(zhàn)。此次會戰(zhàn)持續(xù)了4個月的時間,斃傷敵近4萬人,大大消耗了日軍的有生力量,使得日軍“速戰(zhàn)速決”的戰(zhàn)略方針徹底破產,因而成為中國抗日戰(zhàn)爭的重要轉折點。
經過中國軍民15個月的奮力抵抗,日本兵力傷亡近45萬人,軍費支出近100億日元。武漢會戰(zhàn)后,日本軍隊能夠使用的兵力達到極限。侵華日軍分散在廣闊的大陸上,占領區(qū)內又到處面臨游擊戰(zhàn),因而無力再發(fā)動大規(guī)模的攻勢。中日戰(zhàn)爭轉入相持階段。
“七·七”事變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南方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分別挺進華北、華中敵后,開展游擊戰(zhàn)爭,以配合正面戰(zhàn)場作戰(zhàn)。1937年9月,八路軍115師在平型關伏擊日軍第五師團一部,首戰(zhàn)取得勝利,在全國范圍內擴大了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平型關戰(zhàn)斗后,八路軍一面仍以部分兵力配合國民黨軍進行防御,一面分兵發(fā)動群眾,在日軍后方建立根據地。太原失守后,“在華北,以國民黨為主體的正規(guī)戰(zhàn)爭已經結束,以共產黨為主體的游擊戰(zhàn)爭進入主要地位”。
抗日戰(zhàn)爭進入相持階段后,日本侵略者對國民政府實行政治誘降為主、軍事進攻為輔的新方針。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wèi),公開投敵叛國。在日本支持下,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偽中央政權。為了使蔣介石走上與汪精衛(wèi)同樣的道路,日本一方面派人與重慶秘密接觸、談判,開展誘降活動。另一方面進行經濟封鎖,不斷轟炸重慶和大后方其他城市,給中國人民造成極大的犧牲和苦難,妄圖以此來打擊中國的抗日決心,迫使國民政府屈服。1938年11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重新劃分戰(zhàn)區(qū),調整指揮系統,在正面戰(zhàn)場繼續(xù)抗戰(zhàn),先后進行了南昌會戰(zhàn)、隨棗會戰(zhàn)、第一次長沙會戰(zhàn)、桂南會戰(zhàn)、棗宜會戰(zhàn)、第二次長沙會戰(zhàn)、豫南會戰(zhàn)、上高會戰(zhàn)、中條山會戰(zhàn)。但是,與此同時,國民黨又不斷制造反共磨擦。1941年1月,顧祝同部在皖南襲擊奉命北上的新四軍,制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
1941年12月,為打破中國戰(zhàn)場的僵持局面,日軍迫不及待地發(fā)動了太平洋戰(zhàn)爭。中國結束了四年孤軍奮戰(zhàn)的局面,開始了與盟軍并肩作戰(zhàn)的新階段。1942年,中國戰(zhàn)區(qū)成立,蔣介石被任命為統帥。太平洋戰(zhàn)爭后,正面戰(zhàn)場進行了第三次長沙會戰(zhàn)、浙贛會戰(zhàn)和常德會戰(zhàn)。其中,在第三次長沙會戰(zhàn)中,我軍大獲全勝,取得了抗戰(zhàn)以來最大的一次勝利。1942年,為保衛(wèi)滇緬公路,中國派遣十萬遠征軍入緬作戰(zhàn)。4月,攻克仁安羌,救出被日軍圍困的英軍。后因日軍突襲臘戌,遠征軍被截斷退路,一部撤往印度,主力則穿越荒無人煙的密林,退回云南。1943年,經過整訓的中國駐印軍在美軍配合下開始向緬北反攻,先后攻克胡康河谷、孟拱河谷、密支那和戰(zhàn)略要地八莫。次年5月,駐云南的中國遠征軍也強渡怒江,沿滇緬公路向日軍發(fā)動進攻,1945年1月,與駐印軍在芒友會師,勝利打通了中印緬公路。
在經過了抗日根據地的初創(chuàng)階段后,八路軍、新四軍進一步向敵后發(fā)展。敵后戰(zhàn)場不斷擴大。除了保衛(wèi)原有的華北抗日根據地外,又先后創(chuàng)建和鞏固了冀熱遼、冀中、晉冀魯豫、魯中、大青山等抗日根據地。新四軍在長江以北的部隊也得到迅速發(fā)展,在豫東、皖北和皖中,以及蘇北和蘇中都建立了大片抗日根據地。同時新四軍皖南部隊也有一定的發(fā)展。在廣東省珠江三角洲和海南島敵后,中國共產黨也建立了抗日武裝。這樣,中共領導的敵后抗日根據地,除抗日聯軍仍堅持東北抗日游擊戰(zhàn)爭外,在關內形成華北、華中、華南三大戰(zhàn)略區(qū),正規(guī)部隊發(fā)展到50萬人,抗日根據地人口達1億以上。
1940年8月到12月,八路軍在華北向日軍發(fā)起以破壞和襲擊敵人交通線為重點的全面攻擊。前后加入戰(zhàn)斗的有一百多個團的兵力,史稱百團大戰(zhàn)。經過三個半月的激戰(zhàn),斃傷日軍2萬余人,攻占據點2000處,破壞鐵路500公里,給日軍以沉重的打擊。
1941年至1942年,敵后抗日戰(zhàn)場出現了極其困難的局面。日軍集中大部在華兵力,對敵后戰(zhàn)場進行殘酷的“掃蕩”、“蠶食”、“清鄉(xiāng)”和“治安強化運動”,實行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和經濟封鎖,給敵后根據地帶來空前的災難。據1941年10月統計,華北敵后抗日根據地人口只剩1300余萬人,抗日根據地縣城只剩涉縣、黎城、平順、范縣、觀城、阜平等6個,八路軍由1940年的40萬人減少到1941年的30萬人。敵后戰(zhàn)場的抗日戰(zhàn)爭和對敵全面斗爭達到最激烈和最慘苦的程度。中共中央根據嚴峻的形勢,提出關于對敵斗爭,精兵簡政,統一領導,發(fā)展生產,整頓三風、三三制、減租減息等十大政策,領導敵后軍民開展廣泛的群眾性的多種多樣的游擊戰(zhàn),粉碎了敵人的進攻,渡過了難關。從1943年起,敵后戰(zhàn)場進入了恢復和再發(fā)展階段,同年秋冬,八路軍在華北敵后揭開了局部反攻的序幕。
1944年初,盟國軍隊加緊了對軸心國軍隊的戰(zhàn)略反攻。中國的抗日戰(zhàn)爭也開始了走向勝利的階段。1944年4月,日軍發(fā)動打通大陸交通線的作戰(zhàn),正面戰(zhàn)場出現大潰退,日軍打通了平漢、粵漢路,戰(zhàn)線也因此拉得更長。1945年3、4月,日軍又對豫西鄂北和湘西發(fā)動進攻,在湘西會戰(zhàn)中,我軍節(jié)節(jié)阻擊后,進行反擊,殲滅日軍2萬多人。
德國戰(zhàn)敗后,中、美、英等國發(fā)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無條件投降。但日本仍負隅頑抗,美軍遂在廣島、長崎投擲原子彈,蘇聯也出兵中國東北對日作戰(zhàn)。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9月,盟國接受日本投降儀式和中國接受日本投降儀式分別在密蘇里號軍艦上和南京舉行。10月,中國接受了駐臺灣的日軍的投降,從甲午戰(zhàn)爭起被日軍占領長達50年的中國領土臺灣從此回歸祖國。
抗日戰(zhàn)爭──一段不應該忘記的歷史
中國的抗日戰(zhàn)爭是一場偉大的反侵略戰(zhàn)爭。其抗擊的對象是入侵中國,到處燒殺搶掠的日本軍隊。在中國,日軍進犯到哪里,就殺到哪里,到處制造慘案。除了在南京大屠殺中死難的三十多萬同胞外,在東北、華北、華中、華南各地還有大量和平居民被日軍屠殺。日軍還在中國進行細菌戰(zhàn),并使用化學武器。設在東北的731部隊已是臭名昭著,而日軍在南京、北平、廣州等地秘密設立的細菌部隊卻鮮為人知。這些部隊主要負責試驗和生產細菌武器。為了進行各種試驗,日軍甚至將活人作為試驗對象,在已發(fā)病但尚未死亡的情況下對其進行活體解剖。從1933年至1945年8月,僅731部隊通過試驗手段慘殺的中國人、蘇聯人和朝鮮人,至少在3000名以上。日軍不但在東北大地投撒細菌,而且在寧波金華、常德、魯東等地大量使用細菌武器,致使疫病流行,貽患無窮。侵華日軍還喪盡天良地摧殘婦女。入侵華中和華北后,日軍決定在軍中開設“陸軍娛樂所”,強迫從日本、朝鮮和中國各地征集來的婦女滿足其士兵的獸欲,無數良家婦女和無瑕少女成為日軍“慰安所”里的犧牲品。日軍在中國的暴行在人類文明史上留下了可恥的一頁。
梁啟超在論述中日甲午之役時說,那是“日本與李鴻章戰(zhàn)”。日本一些人因此也得出中國人沒有民族觀念的結論。幾十年過去了,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和國民革命洗禮的中國人不再是晚清帝國時所可比擬了。中國的抗日戰(zhàn)爭已是一場完完全全的民族自衛(wèi)戰(zhàn)爭。在這場戰(zhàn)爭中,全國各族、各地、各階層的人民團結起來,同仇敵愾,共赴國難。國共兩黨結束了十年的內戰(zhàn);國民黨內部停止了長期存在的紛爭;蒙古、藏族、維族等少數民族同胞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參加抗戰(zhàn);廣大的工農群眾用辛勤的汗水默默支撐著中國社會的生產和生活,構成了參軍參戰(zhàn)和支援前線最基本的力量。中國知識分子在呼喚民眾進行抗日方面,起到了先鋒作用,戰(zhàn)時內遷西南高校的師生們在艱苦的環(huán)境中,仍然弦歌不輟,保存了民族的精英力量。大批青年學生更直接走上前線,形成了難以估量的代表正義的強大力量。中國工商界在抗戰(zhàn)之初,將沿海沿江的工礦企業(yè)內遷,為抗戰(zhàn)勝利奠定了工業(yè)基礎。遠在海外的僑胞對祖國抗戰(zhàn)作出了無私的奉獻,國民政府發(fā)行的公債,三分之一由華僑購買,抗戰(zhàn)初期中國空軍的飛行員中,有一半是歸僑。中華民族真正是地無分東西南北,人無分男女老幼,都踴躍投身于這場神圣的戰(zhàn)爭中。前方將士在槍林彈雨中英勇奮戰(zhàn),后方民眾忍受著戰(zhàn)爭帶來的痛苦努力生產,其中可歌可泣的人和事,實在是太多,太多。
中國抗戰(zhàn)對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盡了自己的偉大責任。中國人民最早舉起反法西斯戰(zhàn)爭的義旗,并以舉國奮戰(zhàn)最先開創(chuàng)了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亞洲戰(zhàn)場。從“七·七”事變到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中國人民在困難重重的環(huán)境中獨自奮戰(zhàn)了四年時間,承擔著日本侵略戰(zhàn)爭的全部壓力。中國戰(zhàn)場牽制了日本60%以上的陸軍,使它陷于其中而不可自拔,有力地配合了蘇聯的對德作戰(zhàn)和美英在太平洋的作戰(zhàn)。因此,中國的國際地位也大大提高,不但廢除了不平等條約,還成為了盟國四強之一和聯合國的創(chuàng)始國之一。作為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的一部分,中國的抗戰(zhàn)也得到了盟國人民的支持。蘇、美、英都曾在經濟上援助過中國,抗戰(zhàn)初期,蘇聯派出空軍志愿隊來華助戰(zhàn),后來,美國也組織航空部隊來華,開辟駝峰航線,協助中國軍隊地面作戰(zhàn)。許多蘇聯和美國飛行員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長眠在異國他鄉(xiāng)。還有許多國際友好人士來到戰(zhàn)時中國,或報道、宣傳中國的抗日戰(zhàn)爭,或組成醫(yī)療隊援華,或開展反對日本侵略的活動。所有這些,都是中國人民難以忘懷的。
在抗日戰(zhàn)爭中,中國軍民傷亡總數達3500萬人以上,財產損失達5000億美元,中華民族付出了巨大的犧牲。戰(zhàn)后初期,中國大地滿目瘡夷,許多家庭被離散,戰(zhàn)時逃難的人們期待著盡快回到家鄉(xiāng),國家經濟和交通十分緊張。然而,對于留在大陸和臺灣的幾百萬日俘日僑,中國抽調出大量的運輸工具,在美軍的協助下,在一年之內將他們全部遣送回國。中國,又一次向世界展示了文明古國的泱泱風度。
抗日戰(zhàn)爭結束后,盟國在東京設立國際法庭對戰(zhàn)犯進行審判。東條英機、廣田弘毅、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等七人被判處絞刑。此后,國民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也設立了法庭審判戰(zhàn)犯。侵略者終于得到了應有的下場。
(來源: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紀念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