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縮小意識
文/ [韓]李御寧 譯/ 張乃麗
從大江大河到一草一木、從神到佛都要被縮小,裝進盆、擺上架,日本人的生活空間不僅與歐洲人不同,與亞洲的中國人和韓國人也迥然相異。
人們對日本人居住空間的印象就是狹窄,盡管在后樂園里也有近十萬坪的江戶大名住的豪宅,但日本普通居民的居住空間卻讓人得出"香水瓶不可能像灌水用的壺那么大"的印象?匆幌職W洲人對日本住宅的形容:在日本執(zhí)教過的英國作家威廉·普魯馬把日本人的住房稱作"用紙做的家",西方時報則稱它為"火柴盒式的家",在此后的近一個世紀里,"兔子窩"這個詞又出現(xiàn)在歐共體秘密報告(1979年度)里,另外,比"兔子窩"一詞更能形象地描繪日本人的還有福蘭克·蒂布尼的說法,他稱"這些國民在小型化的螞蟻山上為日本公司拼命地工作"。
但值得我們深思的不是"住兔子窩"和"在螞蟻山上工作"這些描述,而是接受這些描述的日本人的態(tài)度。日本商品席卷歐洲市場的原因,就在于日本國民不講究社會福利,只會像蜜蜂和螞蟻一樣拼命地工作。
家窄心寬的住宅觀
日本傳統(tǒng)的住房觀和住宅空間感確實與西方人不同。中世紀伊勢地區(qū)日本庶民的住宅小的有1.5坪,大的也只有35坪,平均是5坪。建造四張半榻榻米大的茶室,特意讓許多人擠在一處狹窄的空間里,這是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都體會不到的享受歡樂的方式。你知道日語中特有的"家窄心寬"這個詞嗎?窄小反而讓人心里踏實,正因為是處在像火柴盒一樣狹窄的空間里,所以才能夠理解遼闊無垠的宇宙,這種禪的感悟你們不知道吧?
對凡事只認證據(jù)的歐洲人來說,這里再多舉些例子大概能說明問題。明治時代曾經(jīng)掀起了一股建造洋房洋樓的熱潮,前田侯爵花費了19.5萬日元(相當于現(xiàn)在的6億日元)建起了占地204坪的豪華洋式住宅,但它只用于接待客人,侯爵本人卻依然住在狹窄的"用紙做的和式房子"里。
如果這還說服不了你的話,我們可以再引用一下傳統(tǒng)主義盛行的中世紀時期嚴肅的古典學者鴨長明在《方丈記》中的記述:"臨時的住宿……像牽;ㄉ系穆端。"鴨長明在介紹了他的居住觀之后又說:"且以魚鳥為例,魚不厭水,非魚則不知心;鳥愿樹成林,非鳥亦不知心;閑居之心情亦如此,不住則難悟。"這里的"閑居"意為鴨長明住的"方丈"(房子的意思),而這房子便是指那有四張半榻榻米大小的房間。
榻榻米與生活空間
日本人的居住空間意識是由日本特有的榻榻米的形狀決定的。"起來占半張,躺下占一張"這一諺語便說明了所有的一切,另外這也是對一個人在世界上所占最小生活空間的形象描述。這不禁讓人聯(lián)想起亞歷山大大帝在與臣下玩摔跤時的故事,他被摔倒在地后哇哇大哭,面對手足無措祈求原諒的下臣,他是這樣講的:"我之所以哭并不是因為輸給了你,而是因為我想到,即使我征服了天下,而最后我所占有的地盤兒也不過像我摔倒的地方一樣小。"
榻榻米不僅是鋪在房間里的材料,它還是住房空間的一個基本計量單位。早在16世紀末就有按榻榻米分配、修建房子的做法,腦子里要先有一張榻榻米是多大這個概念,然后再設(shè)計房子的空間。據(jù)說過去在京都,房屋稅的多少是按榻榻米的張數(shù)來決定的。古今中外無論在哪兒都有逃稅這一說,所以關(guān)西地區(qū)的"京間"每張榻榻米的尺寸比農(nóng)村的榻榻米大的理由就在于此。
平安時代,房間里并不是所有地方都鋪榻榻米,只是鋪邊上的一圈,而且榻榻米的大小是根據(jù)身份規(guī)定的。據(jù)《延喜式》中記載,最大的為6尺和4尺,其次為5尺和4尺,第三位為4.6尺和4尺……由此可見,榻榻米是日本人生活中占有空間的象征。這一習慣直到江戶時代才有所改變,元文三年(1738年)發(fā)布的關(guān)于大名建房占地面積的命令中,便以俸祿額為標準確定榻榻米的大小和多少。
在狹窄空間里回歸安寧
孕育了希臘廣場文化的西方人在遼闊的空間里尋求安定,而日本人卻在狹窄的空間里找到寧靜。推銷室內(nèi)空調(diào)器的美國推銷商最為頭疼的是那些患閉塞恐懼癥的消費者,因為一旦安裝上空調(diào)就必須緊閉門窗,對那些具有"廣場體質(zhì)"的西方人來說,把他們關(guān)閉起來要比挨熱更難以忍耐。
但是,日本人中卻有許多患廣場恐懼癥的人,他們一到遼闊的地方,便像放了氣的啤酒一樣失去判斷力,坐臥不寧,不知該如何是好。據(jù)說某位日本優(yōu)秀的職業(yè)棒球選手在上場參加比賽之前一定要去趟廁所,如果不去一下狹窄的廁所就穩(wěn)不住神,像這種不鉆進狹窄的空間心緒便難以平靜的日本人很多。而且孩子鉆入轎車后尾箱、冰箱那樣狹窄的地方而導致死亡的事故,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像日本這樣多。
日本有一種簡易旅館,經(jīng)營得非常紅火。簡易旅館的房間1米寬、2米長,大約只有像火車臥鋪一樣大小的空間,但里面卻備有電視、收音機的電源插頭、數(shù)字警報器、與服務(wù)臺聯(lián)絡(luò)的電話等。使用這種簡易旅館的人一般來說有這樣幾種情況:或是把那兒當作茶室在里面冥思苦想;或是把那里當作舞臺帶上吉他和小型樂譜練習彈奏;或是作為閱覽室?guī)蟽扇緯鴣磉@里看書。
另外,從懲罰孩子的方法也可以明顯反映出差別。西方人常常這樣威脅說:"如果不聽話就讓你進倉庫!"但是日本人恰恰相反,他們是把孩子趕到外面去(這和韓國一樣)。"像你這樣的孩子,給我滾出去!"意思是讓他們到房外寬闊的地方去。一首《挨罵》的童謠中這樣唱道:"傍晚離開寂寞的村莊,這次不會再遇到狐貍吧。"表現(xiàn)出孩子們的不安和恐懼。
"立"與"坐"
日本人獨特的坐姿大概是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都難以模仿的。人們說動物只有形態(tài)而沒有姿勢。和動物不同,人類是用身體姿勢來表現(xiàn)一種精神文化。
如果把西方文化說成是站立式文化,那么印度、中國、韓國、日本等以佛教文化為主的東方國家形成的則是一種坐式文化。"坐姿"與"立姿"其實表現(xiàn)了互相對立的兩種精神,具體地說,后者表現(xiàn)的是戰(zhàn)斗的、行動的、外在的精神;前者表現(xiàn)的則是平和的、思考的、內(nèi)在的精神。
日本式的正襟危坐與釋迦牟尼的坐姿以及一般的盤腿而坐的姿勢完全不同,日本式端坐來自其它東方文化中沒有的茶道世界。
許多客人聚集在一間狹窄的茶室里,是不能隨隨便便、寬寬松松擇地而坐的。據(jù)說利休那個時代舉辦的茶會連壁龕處都坐上了人。為了能在狹窄的房間安排較多的人,就必須發(fā)明一種新的坐姿。人類文化的一切最初都是從實用主義角度出發(fā)的,為了發(fā)展和維持某種文化,有時還必須注重精神方面的多種因素。如果把茶會上的端坐僅僅看成是人類工程學的產(chǎn)物,那么就難以解釋日本人在茶室以外的其他場所、在茶會以外的其他時間里具有象征性的這種正式坐姿。
(摘自《日本人的縮小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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